“你还记得《搏击会》里面爱德华诺顿的精神动物是什么吗？”她幽幽地吐了口中南海，“就是企鹅”。
“你居然也那么喜欢《搏击会》，”我笑了，“搏击会的第一条规则是……”
我期待她给出正确答案。
“永远不要谈论搏击会。”她果然没有辜负。
“看来我俩都不是。”
祥和愉快的气氛里我们谋杀了不少咖啡和香烟，我们再次就当下社会，经济，文学，电影各个方面交换了彼此的意见，会谈取得圆满的成功。临别时，她的两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重新审视这个长的一个娃娃脸的小姑娘。第一句话是“人在哪跌倒还会在哪跌倒”，另一句话是，“没有一代人是平安度过的”。走出咖啡馆，她上了一辆蓝鸟，像一只鱼一样突然钻进河流里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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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哈着白气搓着手，在雪夜里向北走了一站地，踩在白雪上的吱吱声特别爽，我上了电车，回到住处。这是一套租来的房子，一座二十层塔楼的十五层，可以看到窗外灯火璀璨的城市却又安静得像是一个人都没有，似乎是隐藏着很多秘密。屋子里到处都是书，影碟，暖气管上放了一排酒瓶，阳台上吊着一排吉祥物，有一个眼睛的娃娃，企鹅，小狐狸--都是曾经工作的一些公司发的--看起来有点诡异，如果不是租来的房子，很可能墙上都会画满涂鸦。
是的，我不爱工作，因为在我看来，北京高额的房价已经扼杀了我按部就班的耐心，我只好选择一个类似赌徒的职业，着书立作，写得好的话名利双收，写不好也能混个工资水平低调度日。
我打开电脑，点了一枝烟，泡了一杯速溶咖啡，在烟雾缭绕和咖啡的催眠下，开始构思故事。大学时候我学了两年力学，两年计算机，成为一个编程高手。毕业的那年夏天，我无所事事时候写的一点我的幻想，最后居然发表了，还有一个美女编辑找上门来非说我是“千里马”，我再三谦虚推脱说“我不是”也没用。在金钱和美女的双重诱惑之下，我最终放弃了和同学们一样去深山老林里建设京沪高铁或者是造和谐号火车头。
我的低音炮放着花儿乐队的早期歌曲，大张伟带着童音的北京腔在努力又迷惘地唱着：
“有一只火鸡扇动着翅膀，就站在隔壁的稻草上，它的眼神里有些迷惘，因为它可能随便会受伤。我很羡慕它，因为它，没有思想，也不用争抢，它很害怕我，因为我喜怒无常，可能随时会开枪。讨厌的东西在疯狂地生长，得到的东西却没有营养，我们就站在那稻草的中央，并不在乎彼此的模样。稻草上的火鸡，那么的美丽，不用出人头地也不用欺骗自己，稻草上的火鸡，那么的神气，从来不会生气，也不装委屈，再看看你自己。”
我一边跟着节奏哼着“稻草上的火鸡，那么的神气，从来不会生气，也不装委屈，再看看你自己”，手里还偶尔拿起一个鼓棒当麦克风，一边在黑暗里噼噼啪啪地敲着键盘，像一个乐队的键盘手，不一会儿，烟灰缸里密密麻麻插满了烟头，像是虎丘剑池里倒插的剑。
天微亮的时候，我伸了一个懒腰，上床睡觉。
我从日出开始一直睡到了日落才起床，刚起来的我也像电脑开机，需要一点时间把记忆从硬盘读到大脑内存，我打开冰箱，拿出一瓶啤酒灌了几口，然后又煮了点方便面吃了，躺在沙发上抽烟看电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