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薛忆沩在他的长篇小说《遗弃》的扉页上写有这样的题词：“世界遗弃了我，我试图遗弃世界。”显而易见，这种遗弃是多重的，可能来自父母、家庭和社会，也可能是出于自愿或精神绝望。
1751年4月20日，卢梭在写给弗兰格耶夫人的书信当中谈到了自己为什么要把五个孩子送进育婴堂，对于这一受到世人谴责的“野蛮之举”，卢梭以贫困和疾病为自己辩解，他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罪行。弗兰格耶夫人质问道：“既然无力抚养孩子，就不应该生下他们。”地位卑微的作家却与这个贵妇人针锋相对：大自然需要人生孩子，因为大地长出养活世人的食粮。正是你们的养尊处优，从我们这里剥夺了我的孩子的食粮。
在西方文学作品当中，孤儿和弃婴的形象屡见不鲜，就举一般读者所熟悉的例子，想一想菲尔丁所塑造的汤姆·琼斯，狄更斯笔下的奥立佛·退斯特、大卫·科波菲尔、匹普和小耐儿以及《呼啸山庄》里的孤独的暴君希刺克厉夫。这里我们不打算去分析孤儿和弃婴所产生的社会原因，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他们悲剧性的命运。还是让我们从诗人说起吧。
爱伦·坡在大学时代就获得了“天才弃婴”的称号，据说他那惊人的记忆力和独特的言论能够将听众带入“诗歌、灵感、神秘和不安的境界”，我非常赞赏俄罗斯散文家、《金蔷薇》和《文学肖像》的作者帕乌斯托夫斯基对于坡的评价：“在清醒的蒸汽和商业狂热的时代，却出现了一个仅靠想象力而生活的人。”
爱伦·坡的身上流淌着爱尔兰人的血液，他的祖父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曾经是位叱咤风云的将领。然而，坡的生父却阴错阳差地成为了演员，还娶了一个美艳绝伦的英国女演员伊丽莎白·阿诺德，他们一起跟随马戏团四处演出。爱伦·坡这个流浪艺人的孩子似乎继承了母亲的命运，伊丽莎白也是由别人抚养长大的，她出生在茫茫大海之中的一艘航船的甲板上。1811年底，伊丽莎白和她的丈夫都没有能够逃过那个时代的“世纪病”——肺结核的阴影。尚在襁褓的诗人顿时成了一叶飘零的孤舟。
日后，经受丧妻之痛的爱伦·坡在《致我的母亲》一诗中写到：“你充满我的心，自从死神让你/替代我的弗吉尼亚获释的灵魂。”生母、养母和娇妻的相继病故，使得屡遭不幸的爱伦·坡心如死灰，他开始陷入又一段绝望的恋情和可怕的精神错乱状态，一度还吞服鸦片酊自杀。《致我的母亲》是写给姨母玛丽亚·克力姆的，她既是弗吉尼亚的母亲，也是诗人在世上仅有的亲人了。夏尔·波德莱尔在爱伦·坡凄凉而终的前一年，也就是革命风云激荡的1848年开始翻译坡的《磁性启示》，其时，他已经尝试吸过大麻，再度企图自杀，并且出版了著名的《1846年的沙龙》，显示了他对于绘画艺术作品独到的眼光。三十岁以前的波德莱尔放浪形骸，充满了叛逆精神，除了与继父对抗，挥霍先父的大笔遗产，还对两位女演员让娜·迪瓦尔（JeanneDuval）和玛丽·迪布朗（MarieDaubrun）产生了爱慕之意，甚至结识了一个绰号“斜眼”的犹太妓女。后来出版的诗集《恶之花》（1957）里就有多首献给让娜·迪瓦尔这个混血的“黑维纳斯”的诗篇，包括被轻罪法庭勒令删除的《首饰》和《忘川》。前者描述了肉体横陈的爱人，“她的肚子和乳房，我的一串葡萄”；后者声称要从“迷人的奶头”上面啜饮“消愁药和毒芹的甜汁”。
在阅读和翻译当中遇见爱伦·坡，可以视为夏尔·波德莱尔创作生涯的一大转折。有关这一点，保尔·瓦雷里在那篇题为《波德莱尔的位置》的精彩论文里谈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爱伦·坡的影响，波德莱尔充其量只能成为唯美派先驱戈蒂埃的“一个敌手”或一个普普通通的帕尔纳斯派诗人，两颗孤独而伟大的心灵的激情碰撞注定要改变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方向。波德莱尔或许要比坡更幸运一些，至少还能死在母亲的怀抱当中。他的同龄人福楼拜一辈子都在竭力摆脱母亲的控制，波德莱尔却想把改嫁多年的母亲卡罗琳娜唤回自己的身旁。卡罗琳娜先是作为续弦嫁给了比自己年长三十四岁的老波德莱尔，在诗人七岁时又成为了雅克·奥皮克（JacquesAupick）将军夫人。我从法国作家、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的多视角展开的文学传记《波德莱尔最后的日子》里见到了这个一身戎装的奥皮克将军的肖像，诗人曾经扬言要开枪打死他。莱维却在书中故意安排了一篇《奥皮克夫人给读者的信》。在母亲的眼里，儿子特别敏感、容易激动，患有性格障碍。信中最为感人的部分是奥皮克夫人复述了诗人的一次次哀求，一直未婚的波德莱尔再三地恳请母亲能够来看望自己，“一周，三天，几小时也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