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84年冬天，我们搬到柏林社区去。从一个有很多大自然的乡村环境搬到大都市的改变是很激烈的。突然间我们变成要跟另外一对伴侣分享一个小的房间。柏林社区在一个高雅的地段，科佛史坦甸区，有一个迪斯科舞厅和一个治疗中心。一开始我先担任洗衣服的工作，和迪斯科舞厅的守卫，不久之后我就加入了治疗师的团队。后来国际门徒治疗师的安排由中央来统筹，治疗
师必须轮流旅行到各个中心去带课。我喜欢我的旅行和工作，但是诺拉没有办法跟我一起去，我很想念她。
有很多说英语的治疗师从农场来到德国，我接下来的教育有一部分是要在他们的课程里面担任翻译。那是一个很棒的经验，我必须完全放空，让那些话语流过。当我在翻译的时候，我暂时失去了我的认同，采用我帮他翻译的那个治疗师的感情和行为。不久之后，在他们要说出什么之前，我就可以猜到他们的思想，有时候我还可以帮他们说出他们未完成的句子。
我转到苏黎世的社区四个星期，它离柏林和我的爱人非常远，但是靠近漂亮的阿尔卑斯山。大多数的早晨我都可以看到有雪覆盖的山，想要爬山和滑雪的渴望折磨着我。身为一个社区的成员，我几乎没有什么自由的时间，也几乎没有钱，因为我们是没有薪水的，但是社区会提供食物、住宿和旅费。
有一天晚上，当我知道周末的课程取消了，我就借钱，跳上火车去达沃斯。在夜里，踏着深雪，我爬上了我们的小木屋，我知道当时我母亲和一些家人在那里。他们看到我这个穿着红色衣服和牛仔靴的鬼在晚上出现在山上都吓了一跳。
那个周末我滑雪滑得很过瘾。当我回到苏黎世，他们通知我说诺拉和我必须转到科隆社区。我必须直接到科隆去跟诺拉会合，而我们的小宾杜则被送到英国的美迪那社区去跟其他欧洲桑雅士的小孩在一起。
一个由席拉所指派的很强势的女性协调者“妈妈斯”控制着大多数的社区。科隆的乌塔机构是德国最大的社区之一，它拥有两个迪斯科舞厅、一个餐厅、几家商店、一个旅行社和一个大的治疗中心。我的治疗师生涯在那里有了扩展。我很享受我的工作，和跟来自农场的治疗师的联系，但是我不喜欢那个城市，同时诺拉也想念宾杜。
1985年在罗杰尼希普南(俄勒冈社区)的夏季庆祝会觉得有一点奇怪。有很多不同的感觉混合在一起，有一部分是看到师父和一些老朋友的喜悦，另外一部分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师父的秘书席拉跟社区的人开了一个会，好像她想要把我们同其他的世界隔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