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是一个热情的水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他就曾经驾着帆船在希腊巡航。稍早之前，他就在德国开始建造一艘双桅帆船，他以为那艘船在战争中丢掉了。有一天，他的好朋友跟他联络，说他已经将船私运回德国。船身在鲁贝克等着他，等待被完成。因此我的家人搬到靠近布雷曼的兰伟德继续建造那艘船。
当我们那一艘取名叫做“潘”(Pan——希腊神的名字)的帆船要下水时，我主要的学校生涯就在读了三个月之后中断了。我的父母驾着这艘船从德国航行到西班牙。皮尔和我待在飞雷博格，跟我祖父母在一起，然后由我的母亲回来带我们到西班牙的马拉加，我们的船就停靠在那里。在我们的船上有一个家庭教师和一个女佣。除了我的父母之外，我们其他的人都会严重晕船。每一次出航的时候，我们四个人——老师、女佣、皮尔和我，都会呕吐喂鱼。这样的情况常常会伴随着我父亲如雷一般的笑声和尖酸刻薄的讥笑。
我父亲无法了解小孩那种纯粹的、没有杂质的玩耍。他不相信让小孩享受什么事都不做或是为玩耍而玩耍的美妙艺术。我们在船上变成了奴隶，我们必须将大多数空闲的时间花在清理甲板、磨掉褪色的部分、清理机房和舱底，还有修补绳索等，他有无数的方式可以使我们保持忙碌。我们常常会躲着他，为了至少让我们有一些时间可以玩耍。在一个十八公尺长的船上很难躲，但是有时候我们还安排得不错。
从上了“潘”那一艘船之后，有一些记忆就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其中一件事就是当我们在北非的休塔港靠岸，我被蒙面的女人吓了一跳，她们穿着回教的黑色套装，脸部盖起来，只剩下她们黑色神秘的眼睛盯着你看。晚上的时候有一个小偷跑到我们船上来，玛莉亚——我们的女佣在守夜，她拿了一把大菜刀将那个小偷吓跑，他落入水里，玛莉亚变成了我们的英雄。
另外一个记忆就是当我们停靠在马鸠卡湾，那里的水格外地干净清澈。我们可以直接看到海底，大概有十公尺深。有很多一大群、一大群的鱼在那里游来游去，在海里编织成奇迹般的图样。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锚如何陷入海底的泥沙里。我记得那是自从我们上船之后最和平、最和谐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安详的感觉，那对我来讲是很自然的。
在我早年的时候，我们每年大概有七个月的时间会在船上，另外五个月则是在瑞士山上的小木屋，滑雪和航行变成了我的生活。因为我父亲从来不允许我们使用升降梯，所以我们一直在爬帕森山，我父亲一直在推着我们超出极限。我从很小就知道，我的能量比我的头脑所告诉我的要多很多。
我父亲很显然地是更严厉。我的两个姐姐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她们早年很高兴，同时很戏剧性的故事。我们的家人都在小木屋里，我那两个姐姐很意外地接到她们的未婚夫来访。我父亲坚持他们两个年轻人要在下午离开。当时下着猛烈的暴风雪，整个地区几乎都不能行走。危险的雪崩随时会发生，他们的确是没办法走。我父亲说：“不管情形怎么样，这两个男人都不能跟我睡在同一个屋顶下面！”既然让他们睡在外面太冷而且太危险了，所以他就想出一个非常特别的解决办法。那两个年轻人必须睡在大的餐桌底下，在不同的“屋顶”底下，他们真的就这样做。
在我的孩提时代也有一些很美的记忆，我父亲在一整天辛苦地爬山和滑雪之后，晚上会坐在火炉的旁边讲他的故事给我们听，他会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瑞典工作，他在瑞典和挪威做过很多旅行。在战争期间，他是一个飞行员，他同时经营了一个飞行学校。在他受伤之后，他就从军中退下来，很幸运地，他的伤后来好了。
在战后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组织了一个走私酒的船队，从德国到挪威，他的挪威朋友给他大力帮忙。到了最后，在他的指挥之下有六艘走私船。他对海洋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变成罗维格诺海洋学院的院长，罗维格诺在现在的意大利北部。到了这个时候，他想要去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海洋探险的计划终于成熟了，他的一个医生朋友也参加了这项计划。他们买了一艘二十三公尺长的纵帆式帆船，打算要用它来当成一个海洋学的实验室。那个医生先去苏门答腊研究热带疾病，后来死于其中一种热带疾病。
我父亲手上有一艘大船，但是没有钱，所以他就将那艘船开到雅典去，在那里以运输武器为生，从希腊运到土耳其。他住在爱琴群岛很多年，在那个时候，他几乎是希腊唯一的外国人。他的第一任太太想要生一个孩子，所以就说服他说对于一个即将做父亲的人来讲，他的工作太危险了一点。他听了她的话把船卖掉，回到德国，在德国开了一家脆皮面包工厂。他从他的瑞典朋友那里学来烘焙的调制法。
当我们驾着“潘”在意大利的热那亚登陆的时候我才六岁，在这一条船上面有很多令人惊吓和有趣的场面一再一再地发生。在这出戏里面的演员有我专制的父亲，他是船长，他的听力不好，和我那被吓坏的母亲，她不会开船，以及一个小学老师和一个女佣，她们两个人都很会晕船，同时又怕船长，还有一两个我父亲的朋友，他们会帮忙开船，但是他们暗地里在抗拒我父亲，虽然表面上不敢说出来包括我们两个小男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