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明我们自己(14)

表面上看,像时钟这样的简单发明引发了深远的社会效应。时钟将连续的时间流分割成可计量的单位,而时间一经拥有面孔,就露出专横嘴脸,指挥你的生活。计算机专家丹尼·希利斯相信,时钟装置可用来理解科学及其众多文化派生物。他说:“我们可以用时钟的机械结构来比喻自然法则的独立作用。(计算机按照预设规则呆板地运行,因此是时钟的直接派生物。)一旦我们能够把太阳系想象成钟表式的自动机器,那么将这种思维推广到大自然的其他方面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于是科学过程就这样开始了。”

工业革命期间,我们的发明改变了日常生活。新机器和便宜的燃料为我们带来大量食物、朝九晚五的工作日和大烟囱。这个技术阶段是肮脏的、破坏性的,人们常以非人道的方式建设和管理社会。生铁、砖石和玻璃的坚硬、冰冷及不易弯曲的特性使高楼的遍地开花显得与人类—如果不是所有的生物—格格不入、互不相容。它们直接吞噬自然资源,因此给人们留下邪恶的印象。工业时代最糟糕的副产品是浓黑的烟尘、黑乎乎的河水和在工厂里劳动的黝黑的暴躁工人,这些距离我们所珍视的自我认知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想要相信工业化本身就是异化的,甚至更糟。将硬邦邦、冷冰冰的物质对社会的占领视为罪恶并不难,虽然这样的罪恶是必要的。当科技渗入我们古老的生活习性中时,我们认为它是异己之物,像对待传染病一样对待它。我们欢迎它的产品,但心怀罪恶感。一个世纪前,人们认为科技被上帝宣判有罪,这本应是荒唐可笑的。科技是一种可疑的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将创新产生的杀戮能力完全释放出来,巩固了科技作为迷人的撒旦的名声。

在我们从各个时代科技进步过程中寻找这种异化特性并进行净化后,它不再显得那么冷酷。我们开始看透科技的物质伪装,认为它首先是一种行为。虽然有外壳,但它的核心是柔软的。1949年,约翰·冯·诺伊曼—制造出第一台可用计算机的天才—认识到,计算机正在告诉我们什么是科技:“短期内以及更遥远的未来,科技将逐渐从强度、材质和能量问题转向结构、组织、信息和控制问题。”科技不再只是个名词,它正在成为一种力量,一种生机勃勃的精灵,要么推动我们前进,要么阻挡我们。它不是静态事物,而是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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