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左派分子”通常也被称做激进分子，而在19世纪，“左派分子”几乎是完全相反的意思，他们是杰斐逊和杰克逊的传人，鼓吹小农场主的利益而反对维护“资本的利益”。因此，他们从根本上是反对华尔街的，就像他们的祖辈和父辈反对美国的第一和第二美国银行一样。但是，此时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农场主在人口中的比例逐年下降。正在迅速崛起并逐步替代他们的政治力量，是新工业时代数以百万计的劳工，这些人虽然生活在城市里，但工作条件极其恶劣。当然，杰斐逊早在工业经济来临前就死去了，于是左派只好将目光投向欧洲，希望学习欧洲模式来抵抗资本的力量。在此后的岁月里，大规模的国有经济在美国从未发展成为主流，但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却不然。从那个时候起，政府何时干预经济以及如何进行干预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论战的焦点。
此时的美国经济体已经相当庞大，这主要得益于迅速发展的铁路网，它使得整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同时，内部竞争推动了成本的降低和创新的涌现。到1900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强国。它保持着棉花、小麦、玉米等世界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地位，同时，它也是世界主要的矿产品出口国，其中包括两种新的矿产品—石油和铜。在这个时期美国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品出口国，1865年，工业品出口只占到美国出口额的，但到1900年，这些产品已经占出口额的，而出口总量也大大增加，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
在所有的出口增长中，铁产品和钢产品的增长最为引人瞩目。它们是19世纪后期最前沿的工业技术中的“锋刃”。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钢铁制成品出口额每年只有大约600万美元，但是1900年，美国出口了价值12 万美元的钢铁产品，包括火车头、发动机、铁轨、电力设备、电线、管道、车床、锅炉和其他钢铁产品，甚至连缝纫机和打字机等也开始大批量出口。
欧洲这个素来大量进口原材料而出口工业制成品的制造业基地开始警惕起来。19世纪90年代，一些警示性的书籍开始在欧洲出现，例如《美国入侵者》（The American Invaders）、《世界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美国对欧洲的商业入侵》（The American Commercial Invasion of Europe），等等。此时的英国发现，它的经济霸权地位不仅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也受到来自德国的挑战，后者在生产能力上已经远远超过了英国。由于德国在军事上也对英国构成威胁，英国决定和它已经在北大西洋对岸成长为巨人的后裔建立一种更紧密的关系。在即将来临的世纪中，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关系演变成现代世界中所能见到的两个强国之间最紧密的关系。
对这一新型关系至关重要的是伦敦和纽约这两大金融市场的逐步一体化。由于大西洋底的电报电缆将世界的两大金融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华尔街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外国债券的承销。虽然伦敦自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直主宰着资本主义世界，但此时的华尔街已经开始与伦敦分庭抗礼。华尔街股市的涨落不仅被华盛顿、费城和芝加哥的人们密切关注，也同样为伦敦、巴黎和柏林的投资者们所关心。与此同时，纽约仍然是美国最大的港口，其吞吐量远非其他港口所能相比，纽约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仍然控制着美国贸易的资金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