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因此，我们看到的中国是一个为适应全球劳动分工而建设的国家，而非一个与世隔绝的崛起巨人的形象。
第三，中国是“制度性外包者”。中国将自己安置在全球化生产中，遵循全球化生产的商业需求逻辑，一步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支柱企业进行海外上市等），中国直接将自己与国际规则以及制定规则的机构捆绑在了一起。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比如货币管理、企业法、劳工法、环境保护等），中国将借鉴来的国外经验和做法进行了内化。但是在以上所有的情况下，中国都需要从海外引进新人才来为这些全新的体制引航。
在过去20年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刻，面对抉择，中国政府是选择继续前进，还是固守自己原来的政治路线？推动还是抵制法治社会的建设？正式承认私有经济的地位还是让其隐身？让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还是让政府对它们进行严厉的监管？在政府内部引入专家还是拒他们于千里之外？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最终都还是选择了进步的一面，他们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所有这些与西方的整合都是一个吸纳的过程，中国所接受的任何新鲜事物最终都会处于政府的掌握和控制之中。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模式包含了一次又一次的赌博—不断地掷色子、不断地加筹码。
一方面，这些赌博并非不值得，毕竟政府得以继续领导中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赌博的成果要比想象中的更为复杂。中国政府在官方言论中越来越多地加入现代政治元素和概念，比如人民主权论、政府责任、法治、权利和民主。这些内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尊重，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核心内容。这些人不是革命分子，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要设置路障，与之相反，他们今天在系统内安静、勤勉地工作，就是为了明天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第四，一个改革的追随者。无须多言，中国共产党希望能够时刻保证自己的执政权。历史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jaminSchwartz）在评价清政府在19世纪末的改革时说，不仅仅是防御工事的外墙遭到了破坏，中国的“内部密室”也被打开了。尽管中国的围墙还在，但是到底谁被拒之于墙外、谁被束缚于墙内却日益模糊起来。中国政府通过国际化来获得经济上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管理层的人员组成和利益都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作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承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共产党所走的这条路跟自己在历史上的死对头—国民党逃往台湾后走的路并非完全不同。两个政党都是出于生存的考虑制定了发展经济的目标。这些目标的达成促使政府将先前不受欢迎的社会参与者吸纳进体系内，并给予他们一定的权力。政党在试图管理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社会时也不得不设法容纳所在社会范畴里的各种矛盾。结果是，执政党与内部的精英阶层以及整个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尽管两个党派在各自的执政过程中一直都把如何确保领导地位放在议事日程的首位，但是这个议程也逐渐被其他内容填满，其中有一些刻不容缓，还有一些内容在那部分新加入管理层的精英们看来其重要性不可小觑。
我们今天更需要做的是去理解那些已经在中国发生了的变化，而不是去极力争辩它们是否构成了真正的变化，接下来的章节将会着重探讨这些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