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这种作为新生事物的市场无论健全与否，都从根本上影响着中国人相互之间及民众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让我们先来看工作单位制度的消失意味着什么。如今中国人不是像以前那样生活在被分配的地方，也不一定与工作中的同事住在一起，而是想住在哪里就住在哪里，更确切地说，是生活在他们买得起或租得起的房子里。他们的社交圈已经非常复杂和多样化，其中的关系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不再是同志式的内向型关系，也不是在国家工作单位的有形界限和严格等级体系中相互竞争，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种关系类型：街坊邻里之间的关系以地域为基础，利益、爱好和宗教相同的人之间的关系在地理上比较分散，与工作中的同事或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也同样不具有地域属性。这是一种外向型的社会互动，它能为商业注入动力，替商店招来买主，令饭店顾客盈门，使街道熙熙攘攘。这种关系也许是一种可喜的变化，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正常的公民社会。如今，这种关系还面临着新的变革压力，压力来自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手机、文本信息、电子邮件、互联网搜索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子媒体。
当然，国家的管制制约着这些互动模式中的任何一个，制约的强弱取决于它们的敏感程度。然而，即使在最普通的、与政治无关的问题上，例如与朋友之间的交往，与更大的社会圈子的联系，以及与更大的外部世界的接触，这些新模式也会把公民的自我意识及其参与转化成各种新型社会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从本质上说，公民已经被分割为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在一个遍地是选择、机会、风险和压力的社会环境中生活。
那么，这种变化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呢？从一个层面上看，它意味着人们享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一种几乎不受约束的自由。
这种自由表面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对于国家与公民的关系影响深远。就在不久前的“工作单位”时代，公民还处于对国家的经济依附中。像职务晋升、结婚申请、住房档次的提高和医疗保障的获取这类事情，单位都会进行控制。在那个年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政治问题；但在今天，生活中已经几乎没有政治问题了。一个人要想从政就得承担风险，但处理生活中的绝大部分事务都无须介入政治。
因此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完全不同了。社会契约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且还处于深刻的变化中。中国社会已经不再是“国家控制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公民必须服从”。由于生活中太多的问题都已经市场化，社会不能再以这样的方式进行管理了。国家如今不再把公民的日常生活纳入政治等级体系中，许多在局外人看来属于政治问题的行为，如今都是中国人可以自由参加的公平比赛。
另一方面，国家也需要普通民众纳税、遵守法律、外出工作，需要他们从事其他所有平凡而又极其重要的事务，因为这些事情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国家需要这些积极的行为，需要这些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但已经不需要那么多制约手段了。而公民也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自由，如今主宰他们生活的是市场，而不是国家等级体系。所以，有一件事情是政府必须要做的，那就是让不关心政治的老百姓信服：政府的管理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服从政府的管理因此是值得的。从根本上说，政府必须获得公民的自愿服从。无论是向公民分配具体的物质利益，还是展现更为抽象的雄心壮志，要想使这些诉求被认为是“正当的”，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