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20年之后的情况。如今，中国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巍然耸立的摩天大楼，四通八达的公交系统，全新的公共服务设施，与20年前简直判若两个世界。街道两边商场和饭店林立，无时无处不是一派商业繁荣景象。然而，中国20年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物质上的变化只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在目前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城市仍然充满活力。昔日的委靡不振已经为今天的生机勃勃所取代，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领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管原因如何，改革的力量已经势不可当。
这种现象影响深远，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人们的观念和政府的规制。从最基础的层面上看，今天的社会结构与20年前已经完全不同了。
这些变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的“工作单位”的消失。那些在20年前决定邻里关系、社会网络和政治生活的东西，今天已经销声匿迹了。它们曾经主宰一切，但转眼间已经成为历史了。20年来，中国发生了一场革命，但却没有开一枪，没有设置一个路障，甚至没有发表一份宣言。就业数字虽然说明不了这些变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的，但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中的缘由。1978年，中国80%的城镇居民在国营单位上班，这实际上也就是传统的工作单位。其他人虽然供职于集体企业，但却生活在国营单位里，因为他们的近亲属在那里工作。
当时根本不存在民营企业。到1990年，这一数字还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供职于国营单位的城镇居民仍然高达60%，20%的人受雇于集体企业，只有极少数人在作为新生事物的民营企业工作。由此可见，国营单位仍然是城镇生活的中心。然而，到2007年，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大批新型雇主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民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资公司、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新型国有企业，如此等等。至此，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从业人员减至城镇居民的1/4，而这些相对传统的雇主也甩掉了昔日的工作单位职能。大多数城镇居民都在非国有部门就业，这是当今中国一个至关重要的现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变革意味着什么。要想成立一个民营或外资企业，必须要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然而，如果要想让这种简单的事情发生，就必须允许工人进行流动，必须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摆脱长期实行的非自愿工作分配和对国有企业的终身依附关系。
从根本上说，就是必须培育一个劳动力市场。与此同时，通过劳动力市场重新就业的工人还必须有房子住。这就是说，必须有另外一套市场来发展房地产业，而不能继续由极少数国有企业实施垄断。
当然，要想培育房地产市场，必须有相应的财产权、金融购买机制和财产过户规则提供支持。出于同样的原因，刚刚可以自主择业的工人还需要医疗保障，因而医疗保障就必须从国有企业中剥离出来，按照其他规则进行配置。中国所发生的事情表明，市场就是这样逐渐形成的。当今中国许多人看病都得支付现金，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是很小的。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新型企业应运而生，新型业务与日俱增，这一切不仅表明其经济充满活力，更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过去20年来，中国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收益。然而，要想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就必须培育一系列的市场，而且要用这些市场取代旧式的分配机制。至少对于老百姓来说，社会主义的物质分配与无所不在的政治和社会控制密不可分。因此，从本质上说，经济变化也就是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