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可能会问，由于在过去25年中，学费增长得很快，回到大学深造的人所占的比例是否真的增加了？事实上，学费升高的主要是由回到大学深造的人增加了导致的。芝加哥大学的巴勃罗·佩纳在一篇博士论文中强有力地论证了，学费的升高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学生希望学校在教育上投入更多一些。大学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教育费用增加了，这些资金的来源就是更高的学费。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妙语。教育和技术的高回报率导致的收入不均加剧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顺乎民意的进步，而应该被认为是一种不受欢迎的进步吗？资本的高收益率是经济生产力提高的标志，而这种推断完全适用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人力资本的高收益率产生的影响比收入不均造成的影响更大（只是在实物资本的高收益率使收入不均加剧的时候），但是这种影响越来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轻男性和女性对自身人力资本投入更多时，这种影响还可能发生改变。
我的结论是，总体上看来，美国收入不均加剧是有利的，因为这些因素反映了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的高收益率。但这不能成为美国人骄傲自满的理由，因为迄今为止这种高收益率产生的影响还非常有限。如果好处如此明显，那么为什么没有更多的高中毕业生去上大学呢？为什么美国青年尤其是黑人和西班牙裔的美国人的辍学率一直保持在25%没有变过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在于，美国家庭的破裂导致离异家庭的孩子没有机会掌握多少技能。人类从孩童时期开始学习认知技能，而我的同事詹姆斯·哈克曼认为，非认知技能比如学习习惯、准时赴约、工作态度，也是在人类孩童时期形成的。高中辍学者显然严重缺乏非认知技能，而那些认知技能可以使得他们获得教育和其他人力资本投资的高收益率。
所以与其为教育导致的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哀悼，倒不如把精力放在怎样提高美国青年的高中毕业率和大学毕业率上。这些举措都将面临巨大挑战，因为这些解决方案实施起来既不便宜，也不容易做到。但是，如果仅仅关注收入不均本身，将是灾难性的，因为那将导致政府对高端的技术工人的高收入征收更高的税，还有实施其他不利于这部分人的政策，这将通过抑制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大大降低美国作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生产力。
贝克尔
评论
贝克尔对美国收入不均加剧的问题进行了颇有说服力的阐述，我只补充一点，即随着社会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以及越来越倾向于精英主义，智商、精力、健康、社交能力、性格、雄心、外表吸引力、天资和运气造成的人与人之间潜在的不平等会导致收入不均加剧，这种不均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旨在减小收入不均的公共政策，比如不断上涨的个人所得税和中产阶层的补贴，有可能减少社会总财富的量，因此除非收入不均加剧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否则就不应该实施这些政策。
真的是这样吗？我认为这取决于平均收入（也就是取决于社会总财富），取决于（各阶层的）收入水平是否在提高，还取决于造成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特定制度。一个社会的平均收入越高，就越不容易引起嫉妒或者社会动荡。原因在于，考虑到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富人由于拥有极高的收入，于是他们对贫困的了解也不会太深刻。并且如果他们的收入在增加，他们更可能满足于现在的收入比过去高，而不会因别人收入增加得更多而不高兴。在我2001年出版的《法学理论的前沿》的第三章中，我列举了一些经验性证据，证明了政治稳定和平均收入的增长有正相关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