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给我的老朋友皮彻·约翰逊。皮彻有斯坦福工程学位，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我很喜欢这点。我的专业是历史，如果只找一位合伙人，我觉得应该找一位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此外，皮彻是帕罗奥图人，他的朋友们-如比尔·爱德华兹、约翰·布莱恩、里德·丹尼斯和比尔·鲍斯-都对我有过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皮彻是一个聪敏过人且斯文有礼的人。和他在一起充满乐趣，我对他的家庭也很了解。他会是一位完美的合伙人。
“好吧，让我考虑考虑。”皮彻在电话里对我说，“不过听起来挺不错的。”
我挂了电话，对菲利斯冲口而出：“他会来当合伙人的！”我大喜过望。
我们就他离开芝加哥达成一致，接下来要共同探讨计划的可行性。几周之后，我们坐在餐桌旁一起规划着，财务预测越发令我们激动不已。我问皮彻，拿出7.5万美元获得公司一半的所有权有没有问题。
“我已经存了2.5万美元的薪水，还有一笔对塞斯纳飞机公司的投资。我再问问霍尔曼先生是否愿意借我5万美元。”他说。
尤金·霍尔曼是皮彻的岳父、已经退休的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更名为埃克森石油）前董事会主席。霍尔曼先生欣然同意借钱给皮彻，但不久之后他便罹患重病。当时公司尚未成立，贷款也没批下来。霍尔曼先生念念不忘自己的诺言，他将行政助理召到医院，告诉她：“请给皮彻拟定一份借款文件，一定要确保他在需要的时候能得到这笔钱。”皮彻深受感动，至今依然会满怀深情地提起这件事。霍尔曼先生不愧是一诺千金的典范。
一两周后，我飞往芝加哥，和皮彻约在市中心吃饭，敲定新公司的细节。尽管我们是平等合伙人，但SBIC是公司而不是合伙企业，所以总裁必须由我们当中的一位担任，另外一位则任副总裁。我还没提到这个话题，皮彻就说他认为我应该做总裁，因为我有业务经验。在公司存续期间，我们一直维持着平等关系，完全像平等的合伙企业那样作各种决策。我们从未有过严重的分歧，因此做任何决策都轻而易举。
皮彻和我从一些搞房地产开发的朋友手中租了斯坦福大学校内一栋两层办公楼顶层的一个单间做办公室，与德雷帕-盖瑟-安德森公司隔街相对。我们的地址是韦尔奇（Welch）路780号。我不喜欢这条街的名字，因为我们的业务仰仗的是良好信誉的建立，而不是“逃避债务”（welching）或言而无信。二楼办公室有一面墙是全玻璃的，我们的妻子们来韦尔奇路的时候，会先把车泊在路边，按按喇叭并挥手示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