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资本主义的盟友和敌人在一个重要问题上却不谋而合。人们都认为，拉动就业、支持私有行业、保障金融制度、稳定经济周期这些工作不在政府的职责范围之内，政府也没有能力完成上述任务。因此政府对私有企业的干预将被视为维护司法纪律，有时则被认为是“打家劫舍”。强大有序的国家必须履行契约，保护私有财产；自负的国家则会为了保护政治势力的既得利益而阻碍经济发展，榨干私有企业的收入来养战或保护官僚的私利。
因此，对于多数19世纪的学者而言，政府只有在维持公正、制定法律和保卫国家时才具有合法效力，即履行法国人所说的政府的“皇室职责”，而自由主义学者又渐渐对政府职责加以进一步完善，加上了提供基础教育、减少极端贫困、进行资源开发等职责。管理就业和经济活动绝对不属于政府的“皇室职责”，从资产阶级自由派到保守主义寡头，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到乌托邦社会主义民主派，人人都认为政府不能和经济有所瓜葛。
1870年左右，“资本主义1”进入了最后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最成功的阶段，这个阶段最接近自由放任主义的理想状态。确切地说，这个辉煌的时期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末：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同年奴隶制被废除；1867年英国通过了第二次改革法案，极大扩展了投票权。从1860年开始，电力、化工和石油等新科技的应用推动经济飞速发展。讽刺的是，这光辉的十年也使古典资本主义瞬间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尽管这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和科技进步，但同时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活动也随之激增，以下论著和事件较有代表性：1869年马克思发表《资本论》，1869年美国成立第一个工会—劳动骑士团，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
社会和科技剧变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为一个空前繁荣和平的新时代奠定了基础，凯恩斯以其特有的嘲讽口吻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870年后，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生产规模急剧扩大……我们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这个经济理想国和经济乌托邦里，这也印证了早期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在这个人类堕落前的黄金时代，凯恩斯用最精妙的语言呼唤资本主义全盛时期的回归：
人类经济发展中辉煌的一章在1914年8月走到了尽头！虽然多数人努力工作后生活水平仍然很低，但是人们似乎满足于此种命运。不过对于那些具备超出常人能力或品质的人来说，对于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来说，对于受命运眷顾、生活比以往的君主和富豪都要安逸的幸运儿来说，出路还是有的。一个伦敦居民可以一边躺在床上喝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各种产品，订购的数量随他的心意，邮递员会很快送货上门；同时，他还可以通过电话投资全球的自然资源和新兴企业，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从他所投资的行业中分一杯羹；或者他也可以为自己的财产投保，哪家保险公司声誉好，他就选择哪家公司，无论这家公司在哪个大陆的哪座城市。只要他愿意，不用办理护照或其他证件，他就可以马上搭乘经济舒适的交通工具到达任何国家和地区；他可以十分便利地得到贵金属，只需派人去一趟隔壁银行的办公室；不用了解异国的风土人情，不用随身携带货币，他就可以前往国外，一丁点儿的不顺都会让他愤愤不平、大吃一惊。但最重要的是，他认为这些事情都理所应当，应该始终如一，除非发展得更好，否则任何变动都应当避免，一切偏离都是离经叛道的丑闻。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种族和文化冲突，以及垄断、壁垒和排外等经济政治问题，就像伊甸园里的毒蛇，最多不过是报纸上的噱头，似乎不能对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构成半点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