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伊和妈妈结婚后，知道自己即将出国，所以坚持让我们搬去和他妈妈一起住。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了这么一栋有走廊和院子的屋子。格拉德奶奶要我们付房租，毕竟这是她的房子，我们也不能说什么。战争期间放弃两间上好的卧室肯定很心疼，不过，我想格拉德奶奶更难拒绝乔伊吧，因为乔伊还在服役。我们都认为，既然身在后方，就得有些奉献精神。这种精神让我们这些女人变得更勇敢，心里也更好受一些，当然，有时我们也会备受煎熬，有时在厨房里拌个嘴也算发泄一下。
我上学时，妈妈在罗德泰勒百货公司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经理说，妈妈是领带销售部门业绩最好的女职员。妈妈每天下午5点45分准时回家。格拉德奶奶已经算得很清楚，从百货大楼到地铁站要走多久，等车需要多久，坐地铁需要多久，还有从地铁站走到家又需要多久。如果妈妈哪天到家晚了，格拉德奶奶就非得让妈妈好好解释一番不可。
大家可能认为，我从13岁开始就是格拉德奶奶一手带大的。但其实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克洛蒂家里。在我印象里，格拉德奶奶总是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天天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肥皂剧《蜜月谷的阿曼达》。她一边听收音机还一边盯着墙上的钟，仿佛工厂里的工头似的，时时刻刻想克扣妈妈的工资。格拉德奶奶用一腔爱国之心照料我们院里的“胜利菜园”，同时也把照料我当成是她的神圣职责。院里的番茄和儿子的继女都让她忙得要命。
格拉德奶奶常对我妈说这样的话，“天呐，贝芙莉，你的裙子好漂亮！”或者“你的毛衣看起来似乎有点小了。”从妈妈在烟灰缸里捻烟头力量的轻重，我就能看出妈妈是什么反应。我回到房间，一看到烟灰缸里捻得不像样子的烟头，就知道妈妈准是又和格拉德奶奶拌嘴了。
妈妈把煮熟的土豆放到罐子里面捣碎，弯着手腕，手镯叮当作响。这镯子是乔伊打仗时给她买的，上面镶着货真价实的红宝石。乔伊回来时跟我们说，欧洲的东西便宜得很。他说在那儿买东西基本上就跟白拿一样。“那帮穷鬼还巴不得你买呢！买他们东西实际上是在帮他们。”
妈妈捣几下就停一会儿，我拿起瓶子往里面倒点牛奶。我们俩从我4岁那年就开始一块儿做土豆泥了。那时候只有我和妈妈两个人，我们住在一家糖果铺子的楼上。我们住的房间很小，不得不挤在一张床上睡。然后，乔伊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头戴帽子，两眼盯着妈妈。我们的生活从此改变。
我拿起勺子，在罐子里舀了一勺尝了尝。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厨房的玻璃上附了一层水汽，看不清窗外。突然，我听到乔伊汽车的声音，就跑到窗户旁用手在玻璃上擦出一块透亮的地方。我透过玻璃望见乔伊下了车。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竟然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帽檐遮着眼睛，肩膀垂着，样子很陌生。
因为他离家太久了，所以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就是到现在，他要是稍微有点变化，或者是我在大街上遇到他，我都会认不出他来，仿佛形同陌路。我呼了口气，玻璃又罩上一层水汽。
我赶紧冲到门厅里，心里盼着格拉德奶奶没有听见乔伊车门的声音。要不然的话，第一个跟乔伊问好的人可就是她了。但还是被她听到了。格拉德奶奶坐在收音机旁翘得老高的椅子上，弓着宽厚的后背不放过任何一丝动静。
门开了，乔伊走了进来。我刚才没开灯，所以乔伊进门时没有看见我。我看见他的脸，而他却不知道我在看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