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聚集了一批耀眼的人物，从大学的一把手开始，其中有许多人个性很强，执着、顽固。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MaynardHutchins）主宰着大学，持续不懈地让该市的商界暴跳如雷。以“神童”着称的哈钦斯在29岁那年辞去了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的职务，接受了芝加哥大学校长的位置。他给橄榄球下了禁令，又重新设置了大学生学位课程安排，从而很快就在校园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哈钦斯偏向于为大学生提供内容宽泛的文科教育，重点是他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主义哲学家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Adler）-开发的“巨着”计划。
哈钦斯的改革疏远了师资队伍中的许多人，而那些人同时也对他的傲慢和独断专行深为不满。哈钦斯还不断地把自己鄙视的芝加哥商人和政客树为敌人，觉得他们眼界狭窄、鼠目寸光。哈钦斯太太几乎什么忙也帮不上。她是个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艺术家，拒绝在任何方面支持自己的丈夫。1938年，她更是将自己画的他们女儿的裸体画当做圣诞贺卡四处散发，让人瞠目结舌。
尽管我们家对芝加哥大学的创建以及大学早年的维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年里，哈钦斯却从来没有邀请我到他家参加过任何活动。但是，我估计哈钦斯可能曾经鼓励他的副总裁威廉·B·本顿（WilliamB。Benton）-本顿-鲍尔斯（Benton&Bowles）广告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花点时间跟我在一起。本顿向我介绍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包括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Ruml）。拉姆尔是个人高马大、爱抽雪茄的匈牙利人，在管理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纪念馆的那些年里曾经是父亲的亲密顾问，而该基金会资助了美国许多大学的社会科学的发展。跟我父亲一样，拉姆尔一直坚定地支持政府的改革努力，不论是在清除腐败和贪赃枉法方面，还是在强化行政服务、改善市政府和州政府的管理上。
拉姆尔让我接触了芝加哥的公共管理清算中心（PublicAdministrationClearingHouse），该中心从斯佩尔曼基金会（我们家族的又一个慈善基金会）获得过大量的资金。正是通过该机构，我开始明白了各级政府应当扮演的重要角色，并将政府服务当做一种可能的事业道路来考虑。
本顿还安排我见了威斯康星州州长菲利普·拉福莱特（PhilipLaFollette），探讨我是否应当进入政界。拉福莱特的意见是，我永远不可能以我的名字被选举进入政界-除非我在中西部买一个农场，创建一种新生活、一个新形象。他的意见打消了我走政治仕途的念头。我无法想象自己如此虚伪地扮演一个我不会胜任的角色。那种花招很快就会被人们看穿。
在芝加哥那年参加的社会活动经常让我感觉很不舒服，因为宾客当中有许多人卑劣地追随罗伯特·R·麦考密克上校的《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Tribune）所鼓吹的孤立主义立场，直言不讳地宣称“美国第一”，积极反对介入任何国际事务。1939年夏天，在索尔哲菲尔德举行了一次着名的“美国第一”集会。我记得人群中发出雷霆般的欢呼声，那是在为我少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Lindbergh）的演讲喝彩。林德伯格已经成了孤立主义立场的旗手。
我在芝加哥的一年获得了学术上的丰收，但我期望着回到更加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由于我已经达到了必需的住校学习时间要求，通过了总体资格考试（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有15个经济学家在3个小时里不断地向我提出尖锐的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决定回到纽约的“基魁特”撰写我的论文。
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原因：佩吉·麦格拉思。从伦敦回来以后，我一直在非常认真地追求她，希望能够离她更近一些，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顺利发展。
在学术方面，我的成绩多亏了那些教过我的出色的经济学家们。我的师长们是些真正的探索者，他们相信经济学能够反映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因而有助于社会的进步。他们都是政治上的温和派，愿意聆听来自任何方面的理论。我十分希望自己在以他们为榜样。我是个实用主义者，认识到要实现最佳经济增长，就必须有良好的财政和金融政策。但是，我还认识到，忽略人类真正需求的政策是不能接受的，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根本需求是一个安全网。然而，我最大的担忧是，钟摆已经朝着代价过大的安全网方向摆得太远了，而我们对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政策的关注也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