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感恩节假期，我和比尔跟哈佛大学的3个朋友一起到亚得里亚海旅游。我们乘坐的是从威尼斯出发的一艘意大利游轮。船舱很小，但干净舒适，吃的东西简直是价廉味美-要知道，整个5天的旅途只花了我们每人5英镑（当时相当于25美元），还包含所有的花销！我们在南斯拉夫的里雅斯特、扎拉、斯普利特和杜布罗夫尼克以及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分别逗留了几个小时，最后在意大利的巴里结束旅程。
我们从巴里飞到雅典，然后租了一辆车，驱车穿过伯罗奔尼撒到斯巴达和帕尔纳索斯山，接着回头沿科林斯湾到了德尔斐。我在雅典的布列塔尼大饭店的酒吧喝酒的时候，遇到了在哈佛以其深受欢迎的《圣经》课而闻名的柯索普·莱克（KirsoppLake）教授。他邀请我跟他和他的妻子、养女乘夜间的船去萨洛尼卡。在那里，我将和他乘坐小船去圣山半岛，他将在半岛的正统寺院的图书馆里寻找手稿。这一邀请太诱人了，叫人无法拒绝。
我原先希望到罗马跟威廉·菲利普斯和他那迷人的女儿比阿特丽斯一起待上几天，但由于我要跟莱克教授一起旅行，因此这部分旅程安排不得不缩短。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正在进行消灭疟疾项目的昆虫学家。他主动提出让我晚上跟他同住在他的小房子里。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假期。
芝加哥大学
在伦敦待了一年以后，我急于返回美国，完成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业。该大学拥有全世界实力最雄厚的经济学师资力量，其中包括一些显赫的人物，比如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雅各布·瓦伊纳（JacobViner）、乔治·施蒂格勒（GeorgeStigler）、亨利·舒尔茨（HenrySchultz）和保罗·道格拉斯（PaulDouglas）。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听过奈特的课，觉得他在经济学上更为达观的方式很令人信服。莱昂内尔·罗宾斯对奈特很熟悉，鼓励我到他的门下学习。虽然祖父曾经帮助该大学的创建，但这一点显然不是我选择的首要因素。
在过去的50年当中，芝加哥的“经济学学派”由于坚定不移地提倡市场经济，坚决支持货币主义，赢得了不小的名声。这些思想与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密切相关-他的观点如今已经成了芝加哥学派的象征，即教条地坚持政府丝毫不得干预市场以及客观的定价机制。弗里德曼还认为，经济活动应当绝对地致力于利润最大化，不应当转移注意力，涉足于属于“社会责任”范畴的外部活动。
虽然弗里德曼后来加入了经济学教学班子，成了奈特教授和瓦伊纳教授的助手，我敢肯定他们一定会拒绝被归类到眼下所指的意义狭隘的“芝加哥学派”。在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佳途径方面，他们两人都倾向于“市场的无形之手”，而不是政府的干预，但我相信，他们都会反对弗里德曼关于排除公司社会责任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