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个人回忆录《弃鬼》中，希拉里·曼特尔描写恐惧是如何被一点点灌输给一个小孩子，使她不能开展自己的内心生活的。她写道：
从7岁开始，直到我11岁时离开，每个月，我们都会走到山上，从学校走到教堂，去忏悔，请求我们的罪恶能够被宽恕。你可以想象，我从教堂出来后的感觉是：自己是洁净的、轻盈的。但是这种优雅的感觉不会超过5分钟，我们就回到学校了。大约4岁时，我开始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什么。忏悔并不触及一些本质的罪恶。我内心的有些东西是无法救赎的。学校功课一成不变，是对自发性的一种系统性毁灭。一些制度被推行，内容却模棱两可。当你以为自己终于弄明白了这一切，这些制度又变了。
大人们告诉小孩儿，不理解所遇见之事是因为他们年纪还太小。有些小孩儿就会变得懒惰，不再去想了。但有些小孩儿很聪明。他们意识到，大人这样说是想隐瞒一些事。曼特尔是个聪明的小孩儿。她意识到：“如果他们说这是超出你理解范围的，千万不要去理会。你一定要自己尝试着去理解。（对我来说）一种内心的挣扎开始了。要保护自己的想法不受伤害，必须耗费极大的精力，但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就被毁了。”
在专制政权的统治下，领导者决定哪些有关他的话题可以讨论。菲利普·高斯决定他们家里可以讨论什么话题。在我家，我的母亲决定哪些事情可以讨论、哪些事情不可以讨论。在高斯家，若提及不应提及之事，上帝会加以惩罚，这种惩罚退一步讲，也是反复无常的。在我家，我母亲惩罚做错事的人更直接、更迅速，对我来说，比上帝的惩罚更加可怕。但是，这些经历给我一个很好的基础去理解权力是怎样运作的。我养成了“对官方花言巧语的怀疑”，就像吉莲在研究人类学时所获得的。 她说：“在大多数社会，精英阶层不仅仅通过聚敛财富来维护权力这么简单。他们掌控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社会的‘沉默’是为维持政权结构稳定而服务的。但所谓当局者迷，置身其中者不明白这一切如何运作，更勿论有些什么计划了。”
1994年的大西洋两岸，两班人马正在筹划改变世界。在英国，工党仍是在野党，但其中一些成员打上“新工党”的旗号，谋划要赢得接下来的选举。他们计划之一便是摒弃工党传统对商贾及银行家的质疑态度，拉拢这帮人。而在佛罗里达黄金海岸，一群摩根大通的银行家聚在一起，试图设计出一套全新的产品方案，扩展银行的衍生品市场。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寻找一些方法有效控制银行在操作衍生品上所承担之风险。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些控制风险的方法亦会扩大风险。尽管如此，摩根大通因为这套新产品在衍生品市场上赚了不少钱，导致其他银行纷纷进入该市场分一杯羹，将市场越做越大，并开发出这套产品的其他品种，都被冠以带有神秘色彩的名字，如“债务抵押债券”、“结构性投资工具”等。
房价一直稳定上升，抵押贷款便可轻易获得。银行一直希望住房抵押贷款的申请者可证明自己有能力偿还贷款。但在美国，有些人可能连一小部分贷款也偿还不起，但他们也可获得审批。这些被称为次级抵押贷款。销售员只关心自己的销售业绩可带来多少分成，将产品吹得天花乱坠。有些对抵押贷款缺乏经验的客户后来发现自己受骗了。其他人应该更好地了解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