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巴昂在《沉默的传统》一书中讲他去海德堡探望祖父母的故事。巴昂的祖父在巴昂的父亲14岁时自杀了。家里人都认为祖父有自杀的遗传倾向。这是解释当时自杀原因相当流行的一种说法，可以解除家庭的负罪感。我们经常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杀的报道，尤其是当一个年轻人自杀时，报道经常会描述逝去的人是如何一直保持微笑和开心的，他的家庭是如何的温暖和亲密的，但这也会有其他后果。巴昂说：“家族有自杀遗传这件事让我饱受折磨。在我近不惑之年时，父亲才首次提及祖父是怎么去世的。我还记得当时我非常生气，责怪他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我小时候感觉到了我父母的恐慌，但当时认为是我太调皮造成的。”
父母向孩子隐瞒自己的秘密，会认为他们是在保护孩子，但实际上这不过是他们在隐瞒自己的羞辱感。只要父母作这样的铺垫，如“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我们非常勇敢和强大，可以应付得来”，孩子都能很好地接受真相。 如果小孩不明真相，他们理解大人沉默的方式可能未必是父母所愿意看到的。我母亲的沉默，增加了我对她的畏惧，而巴昂则认为是自己造成了父母的恐惧。
巴昂在德国采访了一些纳粹官员的后代，他们如今都已是成年人。曼弗雷德是其中一位，他的父亲曾被派驻扎在“死亡营”。在谈起父辈那一代的德国人时，他说：“我发现这些人普遍没有1933~1945年的个人记录。是的，突然之间人们都是无辜的，没有污点的，尽管他们在1933年可能是个初级军官，在1945年是个高级官员。”人生历程是我们作为个体存在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这中间有空白，我们作为一个人的完整性便不复存在了，不管是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信心及获得了内心平静。我经常听到有些人参加电休克疗法一个疗程，很生气地抱怨治疗过程对他们的记忆造成的损害，因为他们无法参与到一些对话中，比如当我们说起“那一年夏天的假期真是美好啊”，或是“我一直记得比利在他6岁生日时做了什么” 。我们谈起回忆时，我们其实是在庆祝自己的生命和身份的完整。而曼弗雷德提到的那些德国人却不让自己这样做。
在纳粹德国生活可能会十分艰难，但只要人们不公开对这个政权提出批评，他们就不会有危险。奥兰多·费格斯在他的研究着作《耳语者》中写道，在沙皇统治下，揭发行为不当的官员是一种美德。
若政权仅要求大家表面上顺从，人在对他人说谎的时候，仍可保持对自己诚实。但当政权连想法都监视的话，做到诚实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告密者那双警惕的眼睛也许会留意到我们嘴边不经意说的话或一些小动作所表现出来的真实自我。在这种情形下，一些人会选择去相信政权希望他们相信的东西，而不再探求真相是什么。这样的人不只出现在极权社会，在各种类型的社会都存在。他们畏惧那些敢于批评、敢于怀疑有权势之人，将这些人称为“激进分子”和“革命者”。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相往往都是革命换来的。
最具毁灭性的政权是统治阶层称自己知道每个人的所想所感。很多小孩儿被教导上帝洞悉他们的每个想法。而上帝同教皇、神甫、牧师、伊玛目、父母直接对话，小孩会想当然地认为这些有权势的人也知道自己的想法。母亲需要弄明白自己的孩子哭泣的原因，是因为饿、尿裤子了，还是感到孤单了？假以时日，母亲便可熟练地从孩子的行为中准确推断出他们对某些事情的想法。但是如果像詹尼·默里的母亲那样，告诉孩子自己一直知道他在想什么，会给孩子造成极大的伤害。怀疑父母可洞察自己想法的念头如同花蕾中的一只毛毛虫，破坏了他在拥有安全及完整的隐私时的自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