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对高收入的惩罚性边际税率的削减（在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最高税率曾高达91%，后来经过起起伏伏，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降到了35%）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加剧了不平等。放宽管制以及进口带来的间接性竞争是造成很多工会成员失去高薪工作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工会的软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工人领取最低法定工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下降（这样一来也确保那些可能失去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最后，妇女也加入到劳动力的大军中来，这也会对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因为具有良好社会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结合，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也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造成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一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最令人担忧的不平等，即90/10工资鸿沟，主要是由市场对高学历人士的供求关系失衡所致。自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执行反劳工政策以来，在他之后的共和党政府都延续了该政策，其中，革新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保守派则通过倡导压制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罗斯福提出的反竞争政策。然而，这两派都不否认教育的不平等是导致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如何对待不平等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征收遗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干预—如安德鲁?杰克逊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成立，取代摩根大通成为各个银行的最后贷款人，1933年的《格拉斯 斯蒂格尔法案》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