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离开农村有三条路，招工、参军、上学。上学是最好的路，毕业出来肯定是当干部。招工黄怒波不去，军区来人招篮球兵，这在当时是很好的路子了，他还是不肯去。他的野性呼啦啦地往外冒，他不想服从。“凭什么一个班长能管我？”黄怒波梗着脖子对我说，笑眯眯的小眼睛也睁大了，“如果我也去当体育兵，现在早就不行了，没有什么出路。”他就像西北荒漠里的野狼，桀骜不羁，不可被驯服。辛飞说:“黄怒波什么事情都觉得不能屈服。我们一般干部家庭的子弟，对贫民子弟有这种想法感到很惊讶，这很少见。当年什么都是安排的。你什么样的家庭背景我就给你安排什么样的工作，但他不觉得，他不觉得我一定要服从你的安排。”
1977年，宁夏下来唯一一个北大招生名额。当时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的女儿已经到北大上了四个月，因为群众上告，被勒令退学。这个名额最后给了通贵乡。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黄怒波的条件最适合，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通贵大队当年的老书记马银保说，“群众对他上大学没有一点意见，都心甘情愿让他走。”黄怒波的高中老师秦老师说:“那时‘文革’刚结束，很讲民主，群众的意见很重要。”
在同村的知青看来，黄怒波在当地与大家关系打成一片，自己的东西都送给人家用了，和公社的领导关系也处得好。而且他很有表现欲望，有想法、有点子，不管当民兵营长还是做团委副书记，工作都做得比较好，也比别人别致，吸引眼球。“再加上当时知青也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我们几个，不保送他保送谁呢？”
从知青开始，一向面目狰狞的命运向他露出温柔的笑。读北大、进中宣部、29岁正处级。黄怒波的人生看起来是康庄大道。而这个时候，他却因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惊出一身冷汗。“我想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试试看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在这里，他见多了，人在的时候众星拱月；人倒的时候墙倒众人推。他害怕自己也有一天会变成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为权势而战战兢兢、唯唯诺诺。
他目睹了历次政治运动，人的丑陋表现尽入他的眼底。“当个副部长又怎么样呢？我活着就没有价值了。我这一辈子不能这么活，就做个官吏，我要试试离开中宣部还能不能活。”黄怒波说，“我不能像青蛙一样在温水里慢慢被煮熟。（离开中宣部）这个决定是对的。现在我越来越掌握自己的命运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黄怒波在中国市长协会下面的城市出版社当负责人，出版社无故被停掉，后来又给翻了案。但停掉期间，出版社三十多人要生存，建设部允许黄怒波成立一个咨询公司，养活这些人，这是中坤公司的由来。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陶斯亮曾与黄怒波共事多年，她说：“一个小小的咨询公司，露水般的前途，原以为很快就干枯了。但他竟然把它变成一条涓涓细流，然后变成大江大河，现在奔向大海了，成了中坤集团。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他绝对不是一般的人。他白天整天在协会处理大量问题，晚上又上中欧商学院，学了很长时间。我就不知道，他用什么时间做企业，怎么就越做越大。”
黄怒波说:“可能少年时代养成的野性才能让我做企业家。要是没有这个，现在做民营企业家挺难的。潘石屹也是在野性的环境生存，不然他也做不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