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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顿的执事长、尊敬的马修·克拉普顿牧师从伊普斯威奇南部克雷林菲尔德教区的住处沿着最近的路线开车前往圣安塞尔斯。他沿着A12公路开车过来的时候心里觉得很踏实，他夫人和他的书房都被安排得很好。在很年轻的时候他每次离开家时就总有一种不能再回来的预感，虽然他从没有说出来过。这从来都不是很严重的担忧，但是这种感觉时时袭扰着他，就像其他那些像蛇一样盘踞在思绪深处的莫名其妙的恐惧一样。有时候他觉得整个生活都处在一种末日将到的预感当中。这个每天缠绕着他的感受并非出于害怕因病而死，也和他的信仰无关，他知道这和他妈妈坚持每天早上给他换上干净内衣的习惯更有关系——因为也许就在这一天他被车撞了，就会把身体暴露在护士、大夫和运送尸体的人眼前，他们会觉得他是一个母亲没有尽到照顾责任的可怜小孩儿。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常常在头脑中描绘那最后的一幕：他平躺在停尸间的板子上，他妈妈感到安慰和满足，因为他死的时候内裤是干净的。
他像整理桌子那样有条理地把第一段婚姻收藏起来。楼梯角落里静静窥视、透过书房窗户的一瞥，以及他意外听到记忆中模糊的笑声而感到的震惊，都不再那么咄咄逼人，都被他在教区的工作，每个星期走访的行程，以及他的第二段婚姻掩盖而淡忘了。他在脑海中把他的第一次婚姻打入地牢还上了门闩——在正式宣判了以后。他曾听说有一位教区居民—— 一个有诵读困难，而且还有点聋的孩子的妈妈，描述她的女儿怎样被地方当局“诊断”为需要特殊教育的儿童，她明白这意味着她孩子的需要已经被评估过了，也会有相应的措施。所以，他把自己的婚姻也诊断为病态和有障碍的，即使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诊断”，在他心里却有着同样的权威。那些话从没说出来过，也从未写在纸上，但他可以在脑海中背诵它的内容，就像讲述一个偶然认识的人的事情。那段简短的、对这段婚姻的结局性的评价写在他的脑海中，常常用另一种字体浮现出来。
执事长克拉普顿在他成为内城教区牧师之后不久与他的第一任妻子结婚。芭芭拉·汉普顿不到二十岁，年轻、漂亮、任性、爱捣乱——这是她家人从没透露过的事实。这段婚姻在开始的时候还是幸福的。他知道自己是个幸运的男人，并没有为她做什么就成为了她的丈夫。他认为她的多愁善感是一种善良；她容易与陌生人亲近的性格，还有她的美丽和慷慨让她在教区很有人缘。在最初几个月的时间里，问题还没有被暴露出来，或者没有被说出来。后来，教会执事和教区居民会趁她不在的时候来家里拜访，告诉他一些令人尴尬的事情。她暴躁的脾气、大喊大叫、污辱别人，这些他以为只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才会发生的事情开始在教区传开了。她拒绝接受治疗，还辩解说生病的应该是他。她开始更严重地酗酒。
在他们结婚四年后的一个下午，他要去看望生病的教区居民。知道她说累了要在下午睡一觉，就过去看她。打开房门，他以为她很平静地睡着了，就离开了，希望不要打扰她。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发现她已经死了。她吃了过量的阿司匹林。法庭的结果是自杀。他责备自己娶了一个太年轻的女人，她也不适合做教区牧师的妻子。他在第二段婚姻里面找到了幸福，而且也是一段更合适的婚姻，但是他从没有从悼念第一个妻子的情绪中摆脱出来。
这就是他在头脑中记下的故事，但他现在已经不那么经常地回想它了。十八个月以后他便再婚了。一个没有伴侣的教区牧师，尤其是那么悲惨地变成了鳏夫，无疑会成为教区媒婆们的理想目标。在他看来，他的第二任妻子是别人帮他选的，但他也高兴地接受了。
今天他有工作要做，这事是他喜欢的，而且他说服自己这是一项义务：说服塞巴斯蒂安·莫里尔。圣安塞尔斯必须关闭，然后找到更多的依据使它尽快关闭——既然关闭已经是必然的。他告诉自己，而且他也相信，圣安塞尔斯维持成本太高，这里过于偏僻、只有二十名学生，而且挑选程序复杂、太过特权化和精英化了，它的存在是圣公会的一个错误决定。他承认——而且打心眼里欣赏自己的诚实——他不仅不喜欢这所学院，也不喜欢这所学院的负责人——为什么还有一种人被称为院长？这种不喜欢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远远超出了两个人职位的不同影响或神学理论上的分歧。他承认，一部分冲突是因他们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而起的怨恨。他觉得自己是靠奋斗取得了教士的职位并得以升迁的。实际上他也没有费太大的力气：大学的时候由于有充足的资助，他的路一直很顺，而他妈妈也一直很纵容这个她唯一的孩子。但莫里尔的父亲和祖父都是主教，还有一位十八世纪的先辈还是一名兼任主教的王子。莫里尔家族一直住在宫殿里，执事长知道他的对手会用他家族的触角和个人的影响找到英国政府、大学还有圣公会的关系，不会轻易放弃一寸自己的地盘。
还有莫里尔那位可怕的长脸妻子，上帝才知道他为什么娶了她。维罗尼卡女士在执事长第一次到学院来的时候就在，那是他被任命为托管人以前很久。吃晚餐的时候她坐在他左边，两个人都觉得不愉快。当然，她现在已经死了。至少他再也听不到她的大嗓门了——那种上层阶级经过数个世纪的傲慢自大和麻木无情而形成的那种令人讨厌的音调。她或者她的丈夫可曾知道什么是贫穷和令人感到羞辱的被剥夺感？他们可曾生活在充满暴力和棘手问题的破败的旧城教区？除了在一个时髦的省会城市待了两年，莫里尔从来没有当过教区牧师。为什么他这样一个富于智慧和声望的人会满足于掌管一个这么小的、偏远的神学院，对执事长来说是一个谜，他猜想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个谜。
然而还有一个解释存在于阿巴斯诺特小姐那令人惊叹的遗嘱中。她的法律顾问到底为什么会让她留下这样的遗嘱？当然，她不可能知道她留给学院的画和银器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已经变得如此值钱。近年来，圣安塞尔斯一直受到圣公会的资助，难以想象这是阿巴斯诺特小姐的愿望。当学院变成多余的时候，它的资产要交给圣公会或圣公会的慈善团体，这在道义上才是公平的。不能想象阿巴斯诺特小姐希望在学院关闭的时候让四个幸运的牧师成为百万富翁，而他们其中的一个已经八十岁了，另一位还曾被判猥亵儿童罪。他会把学院正式关闭前移走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作为他的责任。塞巴斯蒂安·莫里尔如果不把自己置于自私和贪婪的指控之下，将很难阻止他。他试图用迂回的策略保住圣安塞尔斯可能就是一种诡计，用以掩饰他对占有那些宝物的欲望。
战线已经划清，他很有自信地朝他希望的方向去努力，等待他的是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