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所谓“夷夏之辨”，一望即知，杨廷熙和李慈铭所持均为虚骄之辞，这种虚骄建立在对异域文明的隔膜与歧视的基础之上。然而这在当时却足代表知识分子和社会的风气，哪怕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敢过于违拗，由此可见传统力量的强大。晚清开明派官员们不得不在这种氛围和格局中推动其改革古老中国的事业，这是他们的悲哀，更是改革事业的悲哀。
清议压力之下，原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士人均裹足不前，来投考者人数甚少，且多属末流杂品。后来恭亲王奏称，“共计投考正杂各项人员九十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门扃门考试，计已到者七十二名，先经投考临时未到者二十六名。……择其文理可观者选取三十名。”但因学生资质太差，半年之后，又经考试淘汰，招考人员勉强收留了10人并到旧馆继续学习。这次同文馆扩馆以实际的失败而告终。
“阔绰是阔绰极了，腐败也是腐败极了”
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
“同文馆创立之初，是因为曾纪泽他们奏请，又因他们是出使过外国的人员，所以对于他们的奏请，不好意思不准，只好创设，但终以为无关重要，也没有人来稽查，所以办的阔绰是阔绰极了，而腐败也腐败极了。自同治二年开始授课，到了光绪十年，已实在有二十年的工夫，馆中的学生，不必说造就出来了什么样的人才，总之连一个会洋文的人也没有。” 学生们“不但不用功，有许多都是偶尔来一趟，再则是到月终来支一次膏火银，别的时候，凡来者不是为上课，多半是约几个朋友来吃饭谈谈天，几几乎等于吃饭馆。”
“阔绰是阔绰极了，腐败也是腐败极了”，当事人的感言，可信度自然非常之高。
清王朝不惜成本来办同文馆，效果之差何至于此？按齐如山之意，最高统治者本来就“以为无关重要”，只是因为曾纪泽等出使过外国的人员奏请，“不好意思不准”，“只好创设”。如果认真看过前面的文字，当能明白，这种揣测并不符合实情，否则朝中为什么会有那么严重的意见冲突，闹到最后连负最高行政责任的恭亲王都差点辞职？
平心而论，包括慈禧在内的统治阶层并非不想办好同文馆。问题在于官僚机器运转失灵的缺陷已日趋严重，而且又牵涉到两种文明的对立和冲突，使得即便是铁腕的人物，其良善的初衷往往也无法被这架生锈的机器很好地执行下去。同文馆隶属于总理衙门，既为官办机构，一开始就难免沾惹浓重的官僚习气，加之虽为专门负责洋务的中央机关，但总理衙门里除了恭亲王等极少数思想稍显开明者，其余官员对包括同文馆在内的新生事物未必就有同情之心，由他们主管主办，哪能办出成绩来呢？
而说到具体的问题，生源素质之外，就是难以找到好的师资。众所周知，要教好一门外语，并不是自己会说会写就能够胜任的，而同文馆最初的洋教员恰恰只能满足这一个条件，不能不说这对同文馆的开办是一个极大的制约。更何况，随着学习内容的扩展，同文馆所开科目对师资的要求越来越高了呢？
当时中国国门打开不久，对列国各色人等意味着一种机遇，而肯屈尊来后发展国家寻找这种机遇的，除了怀抱救世热忱的传教士，绝少上流人物，诚如齐如山所说：“在西洋各国中，凡有学问道德之人，总有常久的工作，绝对不会赋闲。凡学问不够，或道德有亏，在本国不易觅工作者，方肯来华找饭碗，虽然不能说人人都如此，但绝对大多数都是这样。在光绪庚子以后，因中国已渐渐开通，由西洋来华之人，才稍有专门人才，以前则几几乎可以说是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