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杨国忠、李林甫和安史之乱
物必自朽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乱而后人乱之。开元之治晚期，国家承平日久，唐玄宗怠政，不思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丧失“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德精神，宠幸杨贵妃，耽于享乐，由提倡节俭变为挥金如土，曾将一年各地之贡物赐予李林甫。从其一人的精神状态与行为观之，国家大乱与走向衰败是必然的“外现”。改元天宝后，是一个“拐点”，标志着一个太平时代的结束，一个动乱的时代开始。除了皇帝德行衰败，与之相应的是李林甫、杨国忠相继把持国政，政治愈加腐败。李林甫是口蜜腹剑的宰相，任内凭着玄宗的信任专权用事达十九年，杜绝言路，排斥忠良；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继而放任胡人拥兵自重，便宜行事。因此安禄山得以兼三大兵镇独掌20万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李林甫死后遭杨国忠诬陷，未及下葬便被削去官爵、子孙流放岭南、家产没官。杨国忠因杨贵妃得宠而继李林甫出任右相，只知搜刮民财，以致群小当道，国事日非，朝政腐败；且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因忌恨安禄山而最终引发了安史之乱。唐朝因此由盛转衰。
后世分析认为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从中国经典经济学的的伦理视角看，安史之乱的根本起因在于人。首先是唐玄宗自乱宫闱，而后外感国家动乱，此其相应者一也；其次，权臣当道，朝政邪佞，将相失和，内心勾斗，而后外感兵戎相见，此其相应者二也；第三，主不明下则不安，不安则乱，乱则都，遂生判将逆臣，兴风作浪，此其相应者三也。
第三节 个人德行优劣与家道、企业兴衰
其实帝王、权臣德行对于国家安危和社会经济的影响，和普通百姓的德行对于自己家道兴衰的影响，其道理完全相同，毫无二致。之所以不惜笔墨层层分说，意在“反复叮咛，反复提醒”，使不能通达看世间的人可以方便地“对号入座”，避免重蹈覆辙。
一 、不义而行 破身败家
举两个例子：汉代的大将军霍光，现代的“网络红人”郑立。二者都是先辉煌后凄凉，皆因人生中途不义行事，悖逆伦理道德。霍光之事取自《资治通鉴》，茂陵徐生、班固和司马光三人的评述极为精彩，原文照录，胜过作者转述十倍。
1．霍光久专大柄：人主蓄愤于上 吏民积怨于下
初，霍氏奢侈，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爱厚之，宜以时抑制，无使至亡。”书三上，辄报闻。其后霍氏诛灭，而告霍氏者皆封，人为徐生上书曰：“臣闻客有过主人者，见其灶直突，傍有积薪，客谓主人：‘更为曲突，远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应。俄而家果失火，邻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杀牛置酒，谢其邻人，灼烂者在于上行，馀各以功次坐，而不录言曲突者。人谓主人曰：‘乡使听客之言，不费牛酒，终亡火患。今论功而请宾，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请之。今茂陵徐福，数上书言霍氏且有变，宜防绝之。乡使福说得行，则国无裂土出爵之费，臣无逆乱诛灭之败。往事既已，而福独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贵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发灼烂之右。”上乃赐福帛十匹，后以为郎。
帝初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后十二岁，霍后复徙云林馆，乃自杀。
班固赞曰：霍光受襁褓之托，任汉室之寄，匡国家，安社稷，拥昭，立宣，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学亡术，闇于大理；阴妻邪谋，立女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颠覆之祸，死财三年，宗族诛夷，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