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列举管子经济学的十项大要如下。挂一漏万，吉光片羽，是名副其实的“管窥”。即便如此，对于那些跪在西方经济学面前的人也足以振聋发聩了。我们对比的时间跨度，是2700年。如果亚当·斯密是“鼻祖”，那么在这个鼻祖之上2500年的高度上还有一个“太祖”，只不过，俯首称臣的人当然看不见。
1．天道伦理经济观
管子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政治和伦理的基础，物质财富和伦理利益观念阴阳平衡，水乳交融。管子提出“德有六兴，义有七体，礼有八经”。“德”的六个主要方面是“厚其生”（日本“厚生省”名称和内涵的中国文化来源）、“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和“振其穷”，六德是国家政府的责任，是经济天下者的责任，是经济之道的“根本”。“义有七体。七体者何？曰孝悌慈惠，以养亲戚；敬事忠信，以养君国，织啬省用，以备饥馑。”礼有八经，“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友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管子把经济和德、义、礼一体论之，表达是中国本土经济学的伦理本质。西方经济学在分析的文化体系下，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认识，仍然是“分而对立”的观念。
胡寄窗教授认为“管子的哲学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天道观念相同，把道看作是自然规律”，其实是他不知道在中国文化中，古代文言所说的“天道”就是今天所谓的“自然规律”。执着文字，不明古今概念背后本质含义的异同，是当今经济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的通病。所以学问之道，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说，贵在“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易传》有言：“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管子认为管理国家必须做到“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帝王者用之而天下治矣。”“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故治民有常道，而生财有常法。非兹是无以理人，非兹是无以生财。”全部经济事务无非自然伦理的物质显现，经济万民就是大德，离开道德伦理论述经济，就只能象西方“黑板经济学”那样，离开真实的经济，假想一个“经济”在那里自顾自地“实证”，沦为怪物而不自知。
2．劳动与土地结合的财富创造观
管子所说的财富包括自然财富和劳动产品，前者如土地、山林、河泽等，后者如谷物、桑麻、六畜和房屋等。管子认为“理国之道，地德为首，君臣之礼，父子之亲，复育万人，官府之藏，疆兵保国，城郭之险，外应四极，具取之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但是仅仅有土地而没有人的力作，国家是不会富强的，“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天下之所生，生于用力，用力之所生，生于劳身。”也就是说，有了土地，加上人类的劳动，财富由之产生。他指出国家贫困，主要不在于资源多寡，而在于劳动和经济制度，否则再多的资源也不会形成有用的财富：“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具备，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我们当然知道，如何组织劳动，是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组织的高明与否决定了经济效率和财富的多寡。《皇帝内经》所谓“主明则下安”。同样的国家，为什么在实施不同的劳动制度后，前后贫富悬殊？管子在2700年前就给出了答案，把资源的德行相应性质揭露出来。西方直到17世纪，才有英国的威廉·配第提出“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的观念；直到20世纪后半叶，阿马蒂亚·森才论证清楚“贫困不是因为物质缺乏，而是因为分配制度”，并因此荣膺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3．民情自利与民德为圣的全面人性论
管子是世界上第一位清楚论述人性中的自利观念和经济活动之间互动关系的人。他分析人有正常的趋利避害倾向时说：“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故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如鸟之孵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作者建议不熟悉中国经典而又以西方经济学为专业的读者，反复诵读上面的这段文字，基本上能够读出西方经济学的“大半江山”：自利假设、市场自由、自我调节、反对干预、政府守夜而民自富等等，西方要到18世纪，才由亚当·斯密表达出来。尊称斯密为鼻祖，不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无知吗？整个政府经济政策的核心法则全在“善者执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这一句话中。整个市场经济中逐利的形象全在“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这一句话中。
最为令人敬佩的，管子不但认清人性中的自利倾向，令人难以置信地认识到民众集体的智慧具有大德，集体的智慧和圣人一样高明：“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虽有汤武之德，复合于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这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表达。直到20世纪，“合而听之则圣”的观念才有了类似的现代版本，就是毛泽东主席的“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管子又说：“民之观也察矣，我有善则立誉我，我有过则立毁我”——这哪里象2700年前的话，分明就是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有优点就表扬我，我有缺点就批评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