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正知正见 不为浅俗之论所惑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以是观之,实由于乐。”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听之则悲。 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襄州都督张公谨卒。太宗闻而嗟悼,出次发哀。有司奏言:“准阴阳书云:‘日在辰,不可哭泣。’此亦流俗所忌。”太宗曰:“君臣之义,同于父子,情发于中,安避辰日?”遂哭之。
13 .上畏皇天 下惧群臣 谦德之效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昔舜诫禹曰:‘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又《易》曰:‘人道恶盈而好谦。’凡为天子,若惟自尊崇,不守谦恭者,在身倘有不是之事,谁肯犯颜谏奏?朕每思出一言,行一事,必上畏皇天,下惧群臣。天高听卑,何得不畏?群公卿士,皆见瞻仰,何得不惧?以此思之,但知常谦常惧,犹恐不称天心及百姓意也。”魏征曰:“古人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愿陛下守此常谦常惧之道,日慎一日,则宗社永固,无倾覆矣。唐、虞所以太平,实用此法。”
14.仁义治国 国祚绵长
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蓄积多少,惟在百姓苦乐。 贞观元年,太宗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谓乱离之后,风俗难移,比观百姓渐知廉耻,官民奉法,盗贼日稀,故知人无常俗,但政有治乱耳。是以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公等宜共行斯事也。”
贞观十三年,太宗谓侍臣曰:“林深则鸟栖,水广则鱼游,仁义积则物自归之。人皆知畏避灾害,不知行仁义则灾害不生。夫仁义之道,当思之在心,常令相继,若斯须懈怠,去之已远。犹如饮食资身,恒令腹饱,乃可存其性命。”王珪顿首曰:“陛下能知此言,天下幸甚!”
15.君子慎言 杜绝歧义流弊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于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敢多言。”给事中兼知起居事杜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兼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止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慎之。”太宗大悦,赐彩百段。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言语者,君子之枢机,谈何容易?凡在众庶,一言不善,则人记之,成其耻累,况是万乘之主?不可出言有所乖失。其所亏损至大,岂同匹夫?我常以此为戒。隋炀帝初幸甘泉宫,泉石称意,而怪无萤火,敕云:‘捉取多少于宫中照夜。’所司遽遣数千人采拾,送五百舆于宫侧,小事尚尔,况其大乎?”魏征对曰:“人君居四海之尊,若有亏失,古人以为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实如陛下所戒慎。”
贞观十六年,太宗每与公卿言及古道,必诘难往复。散骑常侍刘洎上书谏曰:“臣闻皇天以无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生称‘至道无文’,此皆不欲烦也。是以齐侯读书,轮扁窃议,汉皇慕古,长孺陈讥,此亦不欲劳也。 且多记则损心,多语则损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岂为性好自伤乎?”
太宗手诏答曰:“非虑无以临下,非言无以述虑。比有谈论,遂至烦多。轻物骄人,恐由兹道。形神心气,非此为劳。今闻谠言,虚怀以改。”
16.方圆在器 治乱在人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至如梁武帝父子志尚浮华,惟好释氏、老氏之教;武帝末年,频幸同泰寺,亲讲佛经,百寮皆大冠高履,乘车扈从,终日谈论苦空,未尝以军国典章为意。及侯景率兵向阙,尚书郎以下,多不解乘马,狼狈步走,死者相继于道路。武帝及简文卒被侯景幽逼而死。孝元帝在于江陵,为万纽于谨所围,帝犹讲《老子》不辍,百寮皆戎服以听。俄而城陷,君臣俱被囚挚。庾信亦叹其如此,及作《哀江南赋》,乃云:‘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此事亦足为鉴戒。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
17.重农务本 安人宁国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王珪曰:“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则易,终之实难。伏愿慎终如始,方尽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为灾。
贞观五年,有司上书言:“皇太子将行冠礼,宜用二月为吉,请追兵以备仪注。”太宗曰:“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萧瑀奏言:“准阴阳家,用二月为胜。”太宗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农时甚要,不可暂失。”
贞观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价率计斗值五钱,其尤贱处,计斗值三钱,因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 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