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跟纳什医生见面了。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中间隔着他的书桌。他的身后是一个文件柜，柜顶放着一个塑料的大脑模型，从中间切开，像一个橙子一样分开。他问我进展得怎么样。
“还好吧。”我说，“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从今早醒来开始的几个小时是我可以清楚记得的唯一一段时间。我遇到了我的丈夫，仿佛是初遇，虽然我知道那不是事实；接到了我的医生的电话，他告诉我这本日记本的事情。接着午饭后他来接我，驱车带我来到他的这个诊所。
“我写了日志。”我说，“在你打过电话以后。上周六。”
他似乎很高兴：“你觉得有点用吗？”
“我觉得是的。”我说。我告诉他我记起的回忆：派对里的女人、知道父亲病情的那一幕。我一边说话他一边做笔记。
“现在你还记得这些东西吗？”他说，“今天早上醒来记得这些东西吗？”
我犹豫着。实情是我不记得，或只记得其中一些。今天早上我读了星期六的记录——读到了我和丈夫一起吃的早餐，还有国会山之行。它感觉和小说一样不真实，跟我毫无关系，而且我发现自己在一遍又一遍地读同一节，试图把它在我的脑子里粘牢，修补好它，整个过程花了我不止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读着本告诉我的事情：我们是怎么相识怎么结婚怎么生活的，可我什么感觉也没有。不过其他一些东西留了下来。比如说那个女人——我的朋友。我不记得细节——不管是烟火派对，还是在屋顶跟她在一起、遇见一个叫基斯的人——但对她的记忆仍然存在，今早当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周六的记录时，更多的细节浮现了。她活力四射的红头发、她偏爱的黑色衣服、打上装饰钉的皮带、猩红唇膏，还有她抽烟的模样——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酷的事。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但现在回忆起了我们相识的那天晚上，是在一个笼罩着香雾的房间里，屋里满是口哨声、弹球机的“嘣嘣”声和点唱机尖细的声音。我问她要火，她给了我一根火柴，然后做了自我介绍并建议我加入她和她的朋友。我们喝了伏特加和啤酒，后来当我把这些东西几乎全吐出来时，她抓着我的头发不让它掉进马桶里。“我想我们现在绝对是朋友了！” 当我勉强站稳的时候，她大笑着说，“我才不会为随便一个人这么做呢，知道吧？”
我谢了她，仿佛为了解释刚才做的事情，我没头没脑地告诉她我的父亲死了。“他妈的……”她说，她不再醉醺醺地发傻，而是迅速变得充满了同情心——这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体现出这种转变，以后她又做过许多次——她带我回到她的房间，我们吃着面包喝着黑咖啡，一直听着唱片，谈着我们的生活，直到天蒙蒙亮。
她的画在墙上和床尾堆得到处都是，素描册乱七八糟地散在房间里。“你是个艺术家？”我说，她点了点头。“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大学里。”她说。我记得她告诉我她正在学艺术。“当然最后我只能当个老师，不过人是要做梦的。对吧？”我笑了。“你呢？你学什么？”我告诉了她我学英文。“啊！”她说，“那你是想写小说呢还是教书呢？”她笑了，并非不友善，但我没有提到来这儿之前我还在房间里写的故事。“不知道。”我反而说，“我猜我跟你一样。”她又笑了，说：“好吧，敬我们！”我们用咖啡干杯，我感觉——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感到——事情终于好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