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黄素琼赴欧。
接下来的24年里，她屡次出国，直到1948年离开中国，再也没有返回。如果说第一次出走是被迫，有着娜拉的味道，那么后面的离家出国却是依循自己的内心，寻找自己的方向。
一个人走得太远，会不会忘记自己的初衷，找不到计划中的轨迹？黄素琼折腾了这么几十年，最后还是一个人终了在伦敦。临终前，她给张爱玲写了最后一封信，想见一见。但是，张爱玲没有回信。
《小团圆》中借楚娣（即张爱玲的姑姑）的口，这么描述黄素琼的一生：倒像那“流浪的犹太人”，被罚永远流浪不得休息的神话人物。
我脑海中，总有一副黄素琼深鼻凹眼、嘴角抿成坚毅弧线的形象。
这个小脚女人，踏着一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穿的皮鞋都是定制的，小得像童话人物的袖珍舞鞋，鞋尖还得塞好多棉花。她不仅游走欧洲，还能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阿尔卑斯山脉的晴空下，洒下了她多少清脆娇媚的笑声？或许黄素琼就是不服输，人家做得的事情，自己也能做，还做得比别人好。黄素琼还是一个“学校控”。她从小受到的是私塾教育，从来没有进过学校。心里面，她对学校万分着迷。在欧洲进过美术学校，1948年还在马来西亚侨校教过半年书。包括后来，她支持张爱玲读书、留洋，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梦想的一种延伸。
她还画油画，跟徐悲鸿、蒋碧薇、常书鸿等都熟识。
为了学会裁制皮革，她在英国一度下厂做女工制作皮包。“珍珠港事变”后，她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的两个姐姐的秘书。黄素琼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功。她有幸生于这个时代，能放下儿女、丈夫奔赴遥远的国度追求自己的梦想；她又不幸生于这个时代，战火、变革，时代的不彻底使她终究也不能那么彻底。一个失败的人，要么是晚了一步，要么是早了一步。
她不幸早了二三十年。
这个女人的确勇敢坚毅，但于儿女，却少了温情和柔和。她对张爱玲姐弟的态度，显得刻板生硬，少了点母性，更像是老师严厉的说教。
从小她就注意他们的饮食，却俨然是一个科学家的科学准则。她像“拐卖人口一样”送张爱玲去读书，更多的也仅仅是注重自己的感受。连自己的儿子抱着一双报纸包裹的球鞋来投奔自己，眨巴着潮湿的大眼睛乞求母亲收留时，黄素琼也只是冷静地对儿子说她不能收留他，因为已经收留了他的姐姐，经济上吃不消。换作其他母亲，早抱着受委屈的儿子痛哭了。
其实，她在国内排场不小，后面几十年她一直在卖古董，身后还留有一箱古董，我猜想，当年多抚养一个孩子也不见得经济上真的吃不消。
这个从封建大家庭走出来的女人，受到新文明的洗礼，她更向往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包括她喜欢艺术，喜欢学校，说外语，结识文艺人士，在欧洲大陆行走，都是一种浪漫华丽的姿态。
让这种人为儿女牺牲，不太容易。
就连收留女儿，黄素琼也一直在用审视的眼光观察张爱玲，始终在权衡自己为女儿的这种付出值不值得。结果，张爱玲和她相处也越来越别扭。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黄素琼母性的淡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性情的索然寡味。她属于那种感情被定型成生硬的条条框框的人。从她一本正经地告诉张爱玲如何做“淑女”的刻板细则，到她照本宣科般告诉儿子女儿吃什么营养，都只是严师的唠叨。唠叨也罢，关键还是她执著于自己的标准，没有内省的能力和习惯。她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这一套到底对孩子们有多大的益处，对孩子们到底是不是合适；也从来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去体谅他们的苦衷。她只是一个对姿态比对内心的感受更感兴趣的女人。
其结果是，她那一套生硬刻板的“淑女”标准，两年的培训计划，彻底失败。对这一件事，张爱玲事后回忆“除了使我思想失去均衡之外，我母亲的沉痛警告没有给我任何的影响”。
1947年，黄素琼又从国外回到上海，她差不多有十几年没有和儿子见面了。这次，她邀请儿子去吃中午饭。饭前，询问了儿子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这样她好准备。
黄素琼的这些询问，很像是母亲对儿子的关怀。可惜，本性难移，这些到头来还是落脚于她刻板的科学理论。
吃饭的时候，她一直注意我吃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我对她讲的。她还不时问我工作的情况，教导我应当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自始至终我总是战战兢兢回答她的提问，以及唯唯称是地听着她的教导。
一场母子团聚的温馨会面，又被她的说教搞砸了。
从张爱玲的文章和张子静的回忆录中，从来没有看到这位母亲询问过儿女们是否快乐、是否幸福。而这些，本应是母亲最常见的关怀。
这样一位对自然的情感几乎没有体验能力的母亲，言传身教般让两个儿女在什么是爱、如何表达爱这个问题上，也缺乏应有的能力。张爱玲日后离群索居，张子静终身未娶，都是缺乏爱的能力的表现。
黄素琼作为一位母亲实在是太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