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文：这就是说，会议的决定没有得到执行。
戈尔巴乔夫：绝对是这样。不仅如此，会议的决定还被埋葬了。很清楚，党本身在阻碍事业的发展，改革党的问题变成了最迫切的问题。应该通过民主化使党活跃起来。那时我几乎在每次全会上都说，号召民主--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都应该学会在民主条件下工作。如果不学会在新形势下生活，以为今后可以一切照旧，我们会输掉一切的。但是这些话没有得到重视！党内精英们听不进去这些话。不能说百分之百的人，但是大多数人都听不进去。
斯拉文：为什么会出现拒绝新事物的现象呢？
戈尔巴乔夫：这并不是因为精英们完全因循守旧。他们已经看到，改革进程的逻辑必然会导致一个结局，那就是他们必须证明自己有资格掌权。许多人也已经感到，过去他们是从上级手里得到权力，但在民主条件下就未必能重新得到了。这是改革最富戏剧性的时期，尽管政治局内部还保持高度的和谐，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一致通过。
斯拉文：如果在什么问题上都意见一致，那么应该推动政治前进的斗争和矛盾何在呢？
戈尔巴乔夫：这很好理解。是最终意见一致。有些决议我们要反复讨论３－４次，一次一次地交给党组织讨论，在报刊上登载，然后再讨论。最终达成意见一致。当时有一个原则：如果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那就说明问题还不成熟。这是一种独特的保险。后来才实行由多数决定问题。开始的情况就像我上面说的那样。
终于到了１９８７年。为了使我的政策具体化，决定召开有关经济问题的六月全会。这里涉及到你刚才关于科技进步和与此有关的决议的命运问题。这些决议都是非常重要的，并非只是在做做样子。每项决议都涉及数十亿的资金。后来我们看到，消耗型经济使资金发挥不了作用。向新工艺过渡的措施没有收到效果，甚至连新企业也受到老技术的牵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质量监督制度，即实行著名的国家验收。在国防工业部门国家产品质量验收制度的效果是很好的。于是决定机械地将其运用到民用工业。但是在民用工业领域，这个制度并没能发挥出效果。这证明整个体制是没有活力的。
斯拉文：那么，是经济促使您改变意识形态，改变您的政治观点的吗？
戈尔巴乔夫：在科技进步和经济问题上没有进展，这促使我们探索新机制。因此我们举行了研究彻底的经济改革的全会。当时提出的许多思想我们国家至今也未实现。
斯拉文：但是今天我们走的是相反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我同意您的看法。我根本不接受资本主义化。它不仅不适合俄国，它在西方也已经过时。西方出现了后资本主义的成分，实行以社会为取向的经济，重视公正和团结的价值。在这种形势下建议在国内深化资本主义至少是愚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