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梁漱溟应约来到北京大学校长室。在这里，梁漱溟首次与陈独秀相识。陈时任蔡元培新聘的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他也是应约来校长室的。蔡介绍梁与陈认识后，即问梁考虑好了没有？梁回答说：“蔡先生这样信任我，重用我，我怎能不识抬举，好意思不来就任呢？但我这人素来知一是一，知二是二，有关学问的事来不得半点不实。先生要我讲印度哲学，但据我所知，无论是西欧或是日本，讲印度哲学并不包括佛学，一般都是讲六派哲学。而我自己仅仅是对佛学兴趣甚浓，而对六派哲学素不留意，所知有限。因此总担心，难以胜任。”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再说，你爱好哲学，我也爱好哲学，还有其他不少朋友爱好哲学，爱好别的学科。我蔡某人这次上任办大学，就是要将所有这些朋友，乃至不甚了解、并不熟悉的朋友，都聚拢在一起，彼此磋商，共同研究，求得发展，你怎么可以不参加呢？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打动了梁漱溟，也博得在场的陈独秀的赞同。于是当场商定，蔡元培校长聘请梁漱溟先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由于梁漱溟一时分不开身，蔡先生还同意课程由许季上先生暂代，到1917年秋天梁漱溟才正式进了北京大学，自此至1924年离校，一待就是7年。
梁漱溟自然是竭尽全力教好课程，在教学中学习，在研究中深造。他的印度哲学课讲稿《印度哲学概论》（二十余万字）1919年即由商务印书馆成书初版发行，至1922年发行第三版。更大的发展是梁漱溟在北京大学的大环境下，独树一帜，转向儒家学说领域。1921年10月，梁漱溟新儒家学说的名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演讲，陈政、罗常培记录，陈、罗后来均成为学者）正式出版，影响海内外，至1930年即发行第八版，198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是五四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