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报》的创办和担任该报记者时所见所闻
清帝退位，南北议和，京津同盟会成员便不再摆弄手枪、炸弹，而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我因此到了《民国报》。《民国报》是宣传同盟会主张的，创办者和编辑部人员大多是同盟会同仁。社长是甄元熙，总编辑是孙炳文。孙炳文字浚明，四川原叙府人，后来曾与朱德同志一同留学德国。我原名焕鼎，字寿铭，当记者后常用笔名寿民或瘦民。有一次孙总编辑为我写了一把扇面，上款题“漱溟”二字，正中我意，从此我便用“漱溟”为名，沿用至今，本名反而鲜为人知。
《民国报》创刊于天津，后迁到北京。除政治要闻版报道国内外大事和经济、文化、教育及社会新闻外，还开辟了若干专栏。比较新鲜的记得有三位同盟会女会员（苏北人何素卿、南京人杜宜君、河南人任维坤）共同编辑的《妇女专刊》，每天占报纸一角，宣传关于解放妇女的主张，提倡女权、女学等等。
《民国报》每天对开三大张，报社职工一二百人，所耗经费巨大。这大笔经费从何而来呢？这又要引出民国政坛的一段旧事。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之后不久，南方推荐王芝祥（北京通州人，原广西按察使）担任直隶都督。按《临时约法》的规定，由内阁总理唐绍仪办理一张任命书，袁大总统盖印，再由内阁总理发表，实际权限应在内阁。唐把拟好的任命书送袁盖大印，袁却拖着不办。待唐第三次登门催办时，袁才明确答复，他不同意这项任命，唐绍仪因此愤而离职。接着又有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等阁员兼总长辞职。袁不管这些，竟委任他的表弟张镇芳为直隶都督。袁的作为，引起革命派的愤慨，矛盾进一步激化。张镇芳考虑到刚上任，不能与京津同盟会搞得太僵，正好此时，《民国报》有几位张的同乡，向张诉说办报缺乏经费的事，张都督便大笔一挥，批给《民国报》十万块大洋。
《民国报》从天津迁到北京，社址在现宣武门内路西。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之后，国民党总部派议员汤漪到《民国报》负责，明确改为国民党的机关报。汤某到任后，从总编辑而下，换了一批新人，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也就退出了《民国报》。
我在报社只做过短时间的编辑工作，主要担任外勤记者。别看我当时只是个20岁的小青年，但顶着记者这个头衔，上至总统府、国务院，下至学校团体、街头巷尾，可以说无处不去。我这段记者生涯所涉猎的北京政坛见闻很多，现择其要列举一二。
先说与袁世凯的一面之缘。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宣誓就职大典时，我作为《民国报》的记者，目睹了这场典礼。时间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地点是参议院，院址在今国会街。主要出席者为参议院全体议员和内阁全体阁员。时间一到，军乐声起，袁世凯由议长林森陪同登上讲坛。林森首先致辞，接着袁世凯宣誓就职。典礼结束后，他们由礼堂走向庭院，经过走廊的时候，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交臂而过。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及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尤其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分明是很不郑重。
就在袁世凯宣誓就职前十天，即1912年2月28日晚，曹锟第三镇陆军两个营在袁的导演下，在北京发动了“兵变”。当晚，我正陪同母亲在前门外大栅栏广德楼戏院听戏，忽然锣鼓骤停，台上的演员不知所措，见一人走到台前，大声对观众说：“戏不能再演了，外边发生‘兵变’，情势危急，请尽快各自回家吧！”我同母亲急匆匆走出戏院，见许多“变”兵正在大栅栏一带抢劫，就像土匪进了城，空气很是紧张。第二天夜晚，“变”兵又劫掠西城。紧接着，京郊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等地都发生“兵变”，进而蔓延到天津、保定各地，闹得不亦乐乎。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南京临时政府为促使袁去南京就任大总统，派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六人为专使和欢迎员，来京迎接袁世凯南下。专使们到达北京后的第三天，“兵变”突发。“变”兵们竟杀气腾腾地闯进了迎袁专使的住宅。“兵变”的第二天，蔡元培等不得不以北方兵变、袁世凯不能南下等情，急电南京临时政府。紧接着“兵变”越演越烈，连日、德、英、美、法诸国也借口保护北京使领馆之安全，纷纷从天津、山海关、青岛等地调兵进京。忧心忡忡的迎袁专使们再次急电南京，请求临时参议院批准临时政府可暂设北京，袁世凯可以不必南行受职云云。几天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便作出决议，接受迎袁专使的请求。于是“兵变”平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耍弄了书生气十足的革命党人。对于“兵变”发生后的情况，当时各报都有所报道。我也就“兵变”当夜所见写了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