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粮府回到军营，时候已经不早，我马上和营部职员一起坐下来对饮、守岁，庆祝这一国人传统的节日[1]，像多年来在内地的传统一样，吃顿年夜饭。刚刚吃完，突然有枪声从军营后方响起，而且听上去枪声很急。我正想出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一名传令兵劈头冲进来报告：“有藏兵侵袭！于队官已经率队前往。”我赶忙集合部队，做好作战预备。又得到报告：“藏兵已退，于队官身负重伤，已经阵亡！”我大吃一惊。紧接着手下带来一名藏族俘虏，我详细查问才知道，前方的所谓藏兵，其实是恩达统兵登珠及其手下的卫队。恩达一仗脱逃之后，这位堪布就不顾自己部队官兵的死活，自顾自逃命了，并且想绕道回拉萨，昨天他听说我的部队驻扎在此，急急忙忙想来见我，不料我军的哨兵误会了，朝他开枪，才有刚才那一番忙乱。得知这一情况后，我意识到堪布这个人的重要性，急忙叫人去请他过来。堪布来之前，我又向那名俘虏询问了一些情况。据他讲，于队官听见可疑动静后，率领手下士官出来，远远地看见藏族士兵，立即慌了神，开枪乱打了起来。彼时，于队官骑着马，正指挥众人迎敌，谁知他的坐骑受到枪声惊吓，直冲出散兵线，他竟被自己手下士兵的乱枪误中，情形十分可怜。于队官是学生出身，从未经历过实战，一听说有敌情，难免张惶失措，难怪赵将军历来轻视学生出身的官兵。不一会儿，先前我们曾在更加特殊的情况下打过交道的藏军首领登珠堪布到了，双方见面，我竭力殷勤地招待他，并且秘密地叫手下人把这一消息传到军部去。末了，我又去军营后方料理于队官装殓一事，很晚才结束。我也疲惫至极，到营部倒头就睡。
第二天黎明前，我早早起床，找了一间屋子安放于队官的灵枢，随后率领全体官兵为他默哀祭奠，举行尽可能体面的入葬仪式。葬礼结束后，我约登珠堪布和大部队一起出发。走了两天，我们到达凝多塘。这一天正好是大年初一，我们居留的地方一片荒山野岭，连个勉强能扎帐篷的地方都找不到，真是万里蛮荒。恰好逢上这样的佳节，回首家乡，我百感丛生。勉强坐下来，我弄了些酒肉约官兵一起吃喝，也不过是借酒浇愁而已。
第五天我们一大早出发，在午后三点到达了江达。当地驻防的把总吴保林带手下全体将兵及藏官、喇嘛等一百多人出来迎接我们。江达历来都是西藏境内著名的城镇，寺庙加民居总共有四五百户，市场上各种商品应有尽有。自打西藏军队出兵以来，这里被反复蹂躏，市街如洗。我们到达的那天，街市已是一派荒凉萧条的景象。第二天，另外三个营的川边防军也行军至此。我们在江达住下，休整部队，一住就是十几天，几乎每天都和把总吴保林接触。他是成都人，到西藏已经二十几年，家中还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保林每天都思念老母亲、思念家乡，但一直苦于没有机会，讲起这些他一脸悲伤。有一天，他竟向我苦苦哀求，一定要我帮他留心，将来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帮他弄个小差使的职位，只要方便回四川，或者可以经常回去看看就足够了，此外别无他求。当时正值过年，离家在外的每个人情绪上都有些惆怅失落，便相互邀来喝去，弄点酒菜以排遣心头愁绪，我也被吴保林叫到他家去，说是吃点面食。面食全是他妻子亲自下厨为我们做的。保林的妻子当时五十多岁，听说要开饭，她立马走进厨房，三下五除二就把热气腾腾的面食端到桌子上来，使我十分感动难忘。她已经在西藏生活很久了，做的面食、蒸馍、薄饼比西藏当地人做的还要好吃。
我们部队到江达的第八天，接到了统帅部送来的绝密手谕。手谕要求我迅速将同行的登珠堪布就地处决。在第九天的半夜，我执行了这道命令。我想统帅部的意思大概是：堪布身居高位，在整个西藏政界、宗教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好歹也算是个二品僧官，达赖喇嘛对他一贯器重。当时达赖本人已出逃到印度大吉岭，投靠了英国人。如果把堪布释放，恐有后患；公然处决吧，大概会惊动西藏朝野，给达赖留下将来反叛的口实。面对如此棘手的情势，只好让我代为受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