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宿舍楼在教工楼后边，我们赶到那里时，看见两个日本兵坐在饭厅里，正就着一罐炼乳，大吃巧克力饼干，他们是用刺刀开的罐头。厨房的门躺在地上，门上的合页被弄断了。一看到我们，那两个日本兵赶快起身，飞快地跑出门去，一个人手里抱着饼干盒子，另一个拿着炼乳罐。他们的皮带上都串着绳子，是捆人或捆牲口用的。
整个过程谁也没说一句话。这事让我们觉得，会不会是日本兵配给不足，面临饥饿了。不然的话，他们怎么会从老百姓这里明抢暗偷所有吃的东西，甚至是烤白薯和一把花生米？我们在大街上已经好几次碰上日本兵枪上系着鹅、鸭子、鸡，甚至小猪，有些小猪肚皮裂着，内脏都掏干净了。我希望西方记者们会把那些野蛮行径和到处是平民尸体的街道都拍下照片，这些尸体的脸已经变黑了。滞留在南京的记者有五六个，他们设法把这些暴行的文章发给了《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以及美联社。
第二天下午大约三点钟，一位留着又硬又粗的短胡子、身形瘦长的少佐，带着六个人，到难民营来检查。明妮带他们慢慢走遍了几座楼，我知道她在盼着看到几个日本兵，好让当官的亲眼看看日本部队的士兵多么无法无天。我们走过了艺术楼，那里住着八百多难民，然后进了中心楼，这里是霍莉负责的，住了一千多人。我们刚离开中心楼，正要穿过院子，路海一瘸一拐地过来了（这些天里他经常故意瘸得更厉害），说有几个日本兵正在南宿舍楼骚扰妇女。明妮邀请那少佐和我们一起过去，他同意了。我们动身往南楼走，他带着手下跟着我们，两手背在身后。
在宿舍楼的进门处，就听见楼上传来日本兵的叫声和笑声。我们加快脚步，在楼梯的平台上撞见一群人。一看到明妮和我们身后的军官，两个日本兵放开了他们正从楼梯往下拖着的四位妇女，急忙逃出楼去了。一位妇女，两手仍紧紧抓着光滑的栏杆，恳求说：“魏特林院长，救救我们！他们打我们，强迫我们当着孩子们的面脱衣服。上边还有两个，正祸害人呢。”
“这个我们回头再谈。”明妮说着，快步上了二楼，一个男声正在上边叫着。
进了走廊，我们看见一个日本兵，像个哨兵一样站在一间宿舍的门口，一手攥着步枪，枪托戳在地上。那人想拦住我们，但一眼看见那军官和随从，就改了主意。我们从他身边冲过去，进了房间，看见一个年轻妇女赤身裸体，躺在一块绿色雨布上，一边哭叫一边挣扎，一个络腮胡子日本兵，一手狠插在她两腿之间，发出欢快的声音。一把刺刀就立在她脑袋旁边。我们冲过去，目瞪口呆地看到那日本兵的整只手都插进了那妇女的阴道，她身下是一汪血水和尿水。明妮喊道：“放开她，你这畜生！你没有母亲和姐妹吗？”
那日本兵吓了一跳，抽出手来，站起了身，嘴唇颤抖着还带着笑意。那女子痛楚地呻吟着，合上眼睛把头转向墙壁，只见她右耳下边有一块胎记。如果不是两三秒钟一次的抽搐，她的身子会让我想起一大片正待切割的肉。少校走进屋来，明妮对他吼道：“看看你的人对她干了些什么！”她指着地板上的女子。巨大的愤怒使我的视线一时间都模糊了。
那军官跨步上前，看了一下她被严重残害的身体。然后他转向那肇事的日本兵，劈头盖脸一通耳光，一边打一边还大喊着什么。络腮胡子日本兵站得笔直，满脸是汗也不敢用手去擦，手上还在往地上滴着血水。接着，让我们大惑不解的是，他怀着歉意低声咕哝着什么，侧身走开，去抓起他靠在墙上的步枪，慢慢向门口走去。不等他出门，随行的一个低级军官叫住他，把他的刺刀递给他。这时候，一个中年妇人用一条破毯子把受害的女子盖了起来。
这就完了？我不解。他们就让他这么走了？
“你们为什么放他走了？”明妮质问他们。
翻译也是个军官，对她说：“我们长官已经训斥了他。你看，他也惩罚他了。”
“就没有别的惩罚了？”她说，“你怎么连他的名字都不记下来？”
“当然会有多多的惩戒。”
“可你们怎么找到那人呢？”
“我们认识他。像他那样长络腮胡子的人不多。他外号叫‘产科大夫’。”翻译色迷迷地对我们咧嘴一笑，露出了他的龅牙。我克制住啐他一脸的冲动，移开目光，藏起我的眼泪和厌恶。被残害的女子再次呻吟起来，两手抱住肚子。明妮要另外三个妇女送她去医务室。然后她愤怒地对少校说：“我要向你们大使馆去提抗议。”我们都知道，他们放掉了那个罪犯。
那少校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他的脸色发黑，有点儿歪斜。他朝手下挥挥手，他们跟着他走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日本大使馆派来了二十五名宪兵。他们的头目把田中副领事的信交给明妮，信上说，金陵学院必须好好招待这些宪兵，彻夜给他们提供炭火、热茶和点心。明妮叹了口气。我们上哪里去弄那些东西啊？另外，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多的宪兵，四个就足够让那些强盗日本兵不敢再来了。这些宪兵看上去有几个很粗鲁，会把女人和孩子们吓着的，我们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宪兵。也许他们不过是一般部队里被派到大使馆当保安的一群人。我们没有选择，只能把他们接受下来。
目前，校园里已经住进了八千多难民，看样子还会有更多的人要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