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进咱们难民营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的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庙里边有个池塘，水里有不少鲤鱼和鲈鱼。和尚们早都跑光了，就剩两个老的，已经被他们打死，尸首给扔在厕所里。日本兵想捉鱼，可又没有网。有个当官的朝池塘里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也没打中一条鱼。另一个往水里扔了几颗手榴弹，轰隆隆一阵巨响之后，鲈鱼、鲤鱼都被震昏了，肚皮朝上地漂在水面上。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着我们四个中国人，命令我们脱掉衣服下水，把鱼都捞上来。我不会游泳，怕得要命，也只好跳进池塘去。那水冰冷刺骨，幸好只有齐腰深。我们把所有半死的鱼都捞上岸，日本兵用枪托砸鱼头，把鱼打死，拿麻绳穿了鳃，串成串儿，系在扁担上，让我们给抬到他们兵营去。那些鱼都很大，每条至少十二三斤。
“日本兵晚饭吃炸鱼，可什么也不给我们吃。不仅不给吃的，还让我们赤手去捡他们骑兵留下的马粪。天快黑时，他们又把我们押到一个弹药库去装卡车。加上已经在那边的，我们共有十一个中国人在给他们干活，负责把子弹箱都搬上卡车。装完之后，他们又要我和另外三个人跟车去下关。那一带那么多房子都被烧了，看得怕人，很多房子的火还在烧着，火苗子劈里啪啦，烧得呼呼响。一路上的电线杆子都起火了，就像一根根大火把似的。没毁的只剩下扬子旅馆和一座教堂了。卡车在一个小斜坡停下，我们又从车上往下卸弹箱。岸边不远处集中了好大一群人，上千都不止，里边有中国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还有女人和孩子。有几个人在人群里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悬挂着一条白单子。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坦克上的炮塔就像倒扣的大盆子，炮口都对着人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些日本兵围着插在地上的一面战旗坐成一圈，从一个用稻草席子裹着的大桶往外舀出米酒喝着。一个当官的走过来，大吼了几声命令，可是机关枪旁边那些当兵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行动。那当官的发火了，一把拔出刀来，用刀背猛剁一个当兵的，啪，啪，啪！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在我们几个蹲在旁边的中国苦力身上。他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我们当中最高的一个扑过来，一刀劈掉了他的脑袋，两股子鲜血喷向空中足有三尺高，那人一声都没来得及哼出来就倒了下去。我们全都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求他饶命。我吓得尿了裤子。
“机关枪旁边的士兵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挺机关枪先开了枪，然后是另外两挺。其他地方的机关枪，紧跟着也都响了起来，坦克也跟着开了火。人群炸了窝，连喊带窜，可是挤得太密，每一颗子弹都能射穿好几个人。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全倒下了。一群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我吓坏了，止不住地发抖和叫喊。旁边一个工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命一摇，说，‘不要出声！别把他们引过来。’我才住了声。
“我们跟着卡车回来，给日本兵搬运他们的‘战利品’，主要是家具。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留，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他们营部前的火堆里。火堆上，插在钢条上烤着的有猪有羊，还有分成一块块的水牛，火上还烧着几个滚开着的大锅，到处飘着烤肉的味道。那天夜里，他们把我们锁在一间屋子里，给了每人一个饭团和一杯水。后来两天，他们把我们押到中央大学那一带，还是给他们搬运“战利品”。他们把每一处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就一把火把房子点着烧掉。有个日本兵还带着撬开保险箱的工具，不过他们一般不用工具，就在保险箱底部铁皮比较薄的地方安颗手榴弹把它炸开。他们很喜欢手表和珠宝，所以专找那些东西。有个很年轻的家伙还抢来一部婴儿车。我弄不明白他要那个干什么用，他年纪轻轻不像有孩子的。
“后来，他们带了我们六个人出了城，向东到了句容，我们在那边干了一天，运炮弹和弹壳。到了晚上，他们把我们几个放了，说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摸黑往回赶，也走不快，第一天夜里只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所有的水塘，所有的小河里都有死尸，人的尸首，动物的尸首，水都变了颜色。渴极了的时候，我们只好喝那些臭水。天哪，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些腐烂尸体的恶臭。有的尸体，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有气膨胀，眼球都暴出眼眶好远。我们还看见一个女人的尸体，一只脚没有了，黑色的血水还从伤口往外渗着，另一只脚上穿着小小的花鞋——是个小脚。好些女人下半身光着，日本鬼子强奸完又把她们刺死了。每次经过一堆尸体，我的腿就抖得不听使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