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和之策反倒激化了矛盾。内蒙古这边的居民看到新的边界线被推进，一心借势扩大他们的生意地盘；神木人则执意不作退让，双方僵持不下，冲突终于爆发。2005年，在一场惨烈的斗殴后，伊金霍洛旗派出所派人把纠纷地区神木的两个党支部书记抓了过去。
“这一抓就关了三个月，”郭宝成回忆道，“我给中央打报告，给省上打报告，都没回音。眼看，内蒙古要给这两个人判刑了。”郭宝成打算冒回险。“边界冲突一直不断。神木法院出了逮捕证，从那边逮捕4个带头闹事的人。结果一去，又发生了争执，一共抓了7个人到神木。内蒙古反应快，把电报打到北京。北京责查下来。陕西民政厅下来两个副厅长，副厅长见面就训我。我有点软硬不吃。我说：‘领导，内蒙古人是人，那陕西人是不是人？’厅长一听火了：‘你这说的什么话？’我就说，那我们两个支部书记被抓了，我打了几十份电报和报告，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厅长说：‘你要是挑起民族事端，看你吃不了兜着走。’”
陕西的施压没有让郭宝成松口。这场跨界官司最后一直打到国务院那里。国务院方面给内蒙古自治区和陕西省领导分别打了电话，要求双方都无条件放人，下面的事两省坐下来解决。“第二天，人全放了。内蒙古法院发了个函，要神木赔偿内蒙古经济损失1300万。神木也给伊旗法院发了个函，要求赔神木经济损失3000万。这件事才就此收尾。”郭宝成说，“有些事情，没什么道理可讲。我不在乎官。老百姓是看得到的。”
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财富分配是区域博弈的问题之一，它是神木医改的起因，也将左右神木医改的走向，同时，它也是神木医改所面临的最根本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