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载寒窗
我插班大二，进的是法学院的政治学系。虽然“法学院法律学系，于大学成立之时规定暂从缓设，以后也无从成立，直到抗日胜利。但学校对于法学理论之研究极为重视，认为法律课程为其他各系（如政治学系）所至关者甚多”；所以校中对于法律师资的延致、法律课程的设置，致力于维护与增设。我在政治学系三年修习了传统的政治学课程。另外，我还选了经济系的财政学、经济思想史和银行会计学三门课程以及一般院校法律系应开的几门主课。在清华读书完全改变了我在中学的习惯。可以说，我完全放弃了少年人的那种浪漫习气，专心致志于基本功之训练和修养之提高。这二者既是学校办学的方针，也是我自始至终自我培植的着力处。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兴趣有明显又无根本的变迁。第一是读书和爱国的矛盾统一，第二是专业的选择。
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常有关于学生爱国运动问题的辩论而说起的。我似乎就把它当成圭臬了，既致全力于“死读书”，又以胸怀大志，充满热血的一片“爱国心”自勉。
在当时（1932年秋至1935年夏）的年代里，外患紧迫，强敌入侵，国难方殷，日深一日。我年复一年地处于不知能否继续学习下去的忧患之中。学校的方针似乎不是鼓励救亡图存的爱国青年，而是奖励埋头读书的学生。1933年我荣获了纪念清华学校第二位校长周寄梅先生奖学金。同年“上海宁波同乡会”如出一辙，将筹建“四明大学”的全部基金发放到全国各大学中，奖励成绩优秀的本乡学生。这两笔钱相当于沪江郑老师答应的做生物学助教的报酬。我的“时虞匮乏”的负担终于放下了，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写了几篇文稿投到《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进一步增长了我先读书后救国的思想感情。另外，自从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愚民以逞封锁消息，在我们一千多个学生中，大多数都成了不问时事、超政潮而独立的“桃花源”中人了，的确是在一心一意地读书和听课，接受基础知识的训练。其间也有一阵子“驱逐某某教授”的煽动性风声四起，但从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年清华政治学系正是最昌盛繁荣的年代，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浦薛凤、沈乃正、陈之迈等先生都是国内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另外还有蒋廷黻、刘崇宏、陈岱孙等有关系科的名教授给我们上课，哪有时间和热情去过问不知内情的所谓“国共之分”、“地方中央”之争。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我学习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密尔等人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法、国际法以及经济系和历史系的一系列课程，充分满足了我的求知欲。
我在清华研习的课程确实是西学多于国学，但我并没有一点忽视国情的意思。从30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为贫弱的祖国造就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予以发展。这个理想直到目前（1993年）也还没有实现，但我从没有放弃过。为此，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与楼邦彦君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另一本是《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前者于1935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后者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被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近取出复印一册，送给了“中国行政管理协会”，作为“纪念”也好，作为“参考”也好，总是青年人一番尝试，我想或许有助于今日仍在彷徨的年轻大学生。
毋庸讳言，我确实有过“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的狂妄思想，复有“出人头地”的竞争意识。我承认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在于缺乏“阶级分析”的能力，那是自然的。我生在动乱的年代里，“五四”运动兴起之时，我才十岁，所受到的影响多半是胡适之先生的思想，连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则早已成为官方的装饰品，谁也未予重视。及至进了清华，综观我当时的思想面貌，实属甘居中游。我既无武装革命的愿望与勇气，也不相信光靠标语口号、上街游行就能救中国于亡国灭种的灾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读书，首先充实自己，才能以言兴邦，以文振华。我受左翼文学如苏俄那类的影响少，受右翼文学胡适和易卜生那类的影响多。为此我这样的人在解放后思想改造中所遇到的障碍甚多，任务也特别艰巨，是超过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种专业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乐意接受批评和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自甘消亡。但我必须凭心指出：这种悲剧性后果不是我先天性的过错，首先是我所处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片面性、有限性的必然结果。不过我想，当时这样做，如果能一直做下去，至死不变，忠于历史，忠于自己，忠于社会，也不失是“一个人”的生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