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在离我家不到百米的城墙根，有一所美国浸礼会办的成年妇女学校：“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和一所“圣模女子小学”（即现在的宁波第八中学）。这里有些木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都各有一道长长的走廊。楼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绽开的白木香——在我看来，那里是多么幽深啊！
这所学校是浸礼会专为成年妇女补习文化而设立的，收留被遗弃的妻子或姨太太、走投无路的童养媳以及贫穷而有点心眼儿的妇女半工半读。我的母亲无疑是后者，一个精明的“贤妻良母”。她先让父亲在北郊的河水中受洗，入了真神堂的基督教门，然后自己进一步踏入这些不幸者的行列。在那里，一边编结草帽和凉席，一边学罗马字拼音，诵读上海“广学会”用宁波方言出版的《新旧约全书》，唱“耶稣爱我”的《赞美诗》。我自5岁起，母亲就把我带进了这所补习学校，在戚启运牧师的长女戚兰贵女校长的恩准下和其他儿童一道“看图学字”，或者由一个外籍女传教士领到校外，眺望那远处的青山、长空的白云，接受实证的自然教育和信神的道德教育，就像今天英国教育大臣所要求的那样，“让5岁以上的学生知道撒谎、欺骗、以大欺小、粗野和不负责的行为举止是错误的；说实话、信守诺言、尊重他人的权利，做事慎重，帮助有困难的人和对自己的所为负责是正确的。”这类教育，不消说对我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当时各教派还以反对纳妾、缠足、赌博、酗酒、吸鸦片及迷信等社会时弊作为布道内容劝人避恶从善，它对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影响，压倒了仅仅诅咒西方入侵而不依靠自己力量在国内进行全面改造教育的影响。至少它对于我的影响是如此，而且老而弥坚。我想其中必有一定的道理。
慕义学校有位中年的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管家婆，我们都叫她“陈师母”。她和我父亲显然有着买卖方面的经济关系。那时，许多交易似是采用记账的办法。譬如说，我家逢年过节所买的猪肉在鼓楼前“吴文兴”肉店里记账，而吴文兴老板杀猪烧水的柴爿就记在父亲的账本上——他仅比划几个圈，自有罕见的记忆力。
我记得，每到年终算账时，父亲和陈师母两人总是找个背静地方蹲下来，在地上数银钱。那种慎重气氛，使我感到他俩是在认真地办一件事情。我摇摇摆摆地从这一个走向那一个的背后，凝望着那些送过去又接过来的铜板和银元，觉得十分有趣。陈师母那习惯地指指点点向我父亲伸出来的她那被缝纫活计磨损得像棕子（一种热带橄榄的种子，可以用作食品）一般的食指，在我头脑中留有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我毫不怀疑陈师母对父亲的那种信任与好感是属于基督教徒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博爱，尽管陈师母是个寡妇，而我父亲在众人眼中则是个身高一米七多的美男子。
1923年的年终，时运不好，父亲做买卖亏了，欠了30块银元的债。他只好问陈师母去借，陈师母很大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不过她提出一个并不苛刻的要求。
“三宝哥，好商量。你明天来拿，把你的儿子也带来，当着孩子的面交给你！”
“嗯！”我父亲低着头哼了一声。他一路无言。
父亲在要我陪他去取钱还债之前，满脸愁容地告诉我这个条件。我当时就相信，有许多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洞察力是十分惊人的。我立刻感到陈师母一定想到父亲老了，得有个“保证人”认账，不然要是死无对证，她怎么向洋人上司交代呢！我相信父亲在这方面的感受比我更为强烈，不过在他的脸上浮现着一种淡淡的愁容，默默地瞧着我。
“阿闰，你已经大了！”他实实在在地觉得人家对他已经不怎么信任了。真的不信任他，以为他会赖账吗？不是！而是怕死了之后没有人认账！我心里完全明白他们之间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对于这一当时令人黯然神伤却又拗不过传统法则的借贷关系，我的记忆是深刻而强烈的。我的高度敏感无疑是发自童年的生活感受，这种特性乃是我平生经历多次重大事变和政治运动而每每得以幸免于难的一个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