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勃兰特关心的不只是社会主义的未来，而且也有对苏联改革近期前景的担忧，他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及其国内战友们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尽管“克里姆林宫第一人”的真诚意图使他“比以前少了一些疑问”，但对苏联和平革新是否还有成功的可能性——对此他已经不再抱有信心［22］。
1989年秋东欧事态的迅猛发展使包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意外。无疑，德国社会民主党希望民主德国、其他东欧国家和苏联按照社会民主党的方案发生变化，但希望这将是逐渐的、演进的过程，不希望发生急剧的、革命的破坏，尽管这种方案没有排除。1989年夏天勃兰特在即将写完自己的《回忆录》时推测，莱比锡、德累斯顿和民主德国的其他城市迟早会有“数十万人而不是数万人走上街头”，以争取自己的权利［23］，这来得比预测的要早，已经开始的两德统一进程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位，该党希望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认为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建立德国联邦。然而赫尔穆特·科尔政府采取了加速统一的方针，这提高了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在两个德国的居民中的声望，而1990年12月2日全德联邦议院选举的结果令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失所望。
东欧事态不可能不影响到苏共内部形势，结果加快了内部分化过程。为定于1990年7月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准备的题为《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草案明显受到了社会民主党思想的影响，早在2月的中央全会上讨论草案时提出了必须更清楚地确定对待社会民主党的态度问题，2月13日公布的供社会讨论的草案在谈到这一点时是这样说的：苏共应当放弃“那些关于其他劳动者政党中包括为各国和各民族的进步发展作出贡献的社会民主党的消极的条条框框”。
纲领草案重申了进一步发展与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方针，然而这样做的条件变得越来越复杂。苏共中央国际政策问题委员会6月15日即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的会议上谈到了这一点［24］。会上就社会民主党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讲了许多正确的、但为时已晚的话。中东欧国家以及苏联的政治景观迅速发生变化，中东欧国家执政的共产党纷纷失去了影响和政权，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在那里有了以社会民主党和团体为代表的新伙伴，社会党国际自然支持社会民主党在这一地区的复兴；同时其领导人饶有兴趣地（尽管也不无怀疑）关注着苏联东欧国家共产党朝着社会民主党方向的转变。这使得有可能“与老朋友和新朋友”亲密会见，勃兰特保证，他们可以得到“我们的同情和支持”［25］。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派和正统保守派激烈对抗的形势下举行的，但苏共党的纪律这一次发挥了作用——新的（充满改革精神的）政治纲领得到了赞同。没有邀请外国来宾参加代表大会，但国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认真关注着代表大会的进程。在勃兰特就代表大会召开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您应当知道，联合在社会党国际中的各个党——当然不只是这些党——在关切地注视着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进程……我们不会介入你们的争论，但我们当然在密切关注你们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的立场所表现出来的新的和多方面的兴趣。”［26］
福格尔也向代表大会代表们发来了贺词。贺词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密切和同情地关注着苏联为根本改造社会生活、恢复人道主义传统和真正的民主价值所作的努力。我们希望，落实这次党代表大会所要作出的决定将造福于苏联各族人民，将有助于消除欧洲的分裂状态和确立自由、进步和公正的理想。”
苏共下一次（非常）代表大会应当于1991年秋天举行，会上将要讨论新的党纲，这将是另一个党的纲领，更正确地说是社会民主党内容的纲领［27］。事情已接近组织分化，最终将会从苏共改革派中产生一个建立在民主社会主义基础上的群众性政党，这个党有可能会加入社会党国际；或许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6月底就社会党国际重建40周年致信勃兰特时也注意到了这一前景，信中指出：“苏共与社会党国际各党的合作变得越来越经常，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我希望这种合作在民主力量争取和平和社会进步的总的活动轨道上继续富有成效地进行。”［28］
在莫斯科八月叛乱期间，与许多或明或暗地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外国共产党不同，社会党国际表示与戈尔巴乔夫站在一起，社会党国际委员会8月20日发表声明，最强烈地谴责叛乱的组织者，社会党国际各党表示无条件地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支持对苏联社会的民主改造。9月11日以皮埃尔·莫鲁阿为首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问了莫斯科，莫鲁阿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表示，希望民主改革继续进行，希望苏联社会的革新过程“能够在现在欧洲和世界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内进行”。［29］
叛乱后的事态发展很快就导致苏联的解体，这对于双方所抱的希望和幻想都是一个打击，苏联解体的后果对于国际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沉重的，苏联所谓的“现实社会主义”名誉扫地殃及到了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在群众的意识中“社会主义”与效率低下的国有经济、统一计划、一党执政、警察国家成了一回事。“在这种混淆不清的情况下自由主义成了取代共产主义的唯一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选择，而社会民主党在东欧在相当大程度上，在西欧甚至在很大范围内，被看成是与遭到破产的共产主义一样的东西，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基本思想和政治语言表面上的类似被看做是绝对真理……钟摆急剧转向了相反的方向。”［30］
总体来说俄罗斯也是这种情况。事后谈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可以说，这是社会民主党的方案，这一方案的实施由于各种不利的情况偶合而被打断，苏共与社会民主党联系的发展，给社会民主运动“恢复名誉”的努力（尽管这种发展和努力是公开进行的，并且党的报刊作了广泛的宣传）始终是上层的进程，吸引的只是一小部分党内和党的外围知识分子。
后来，到1990年代末，社会民主党总的来说收复了自己在全世界的阵地，在已经有170多个政党和组织参加的社会党国际内，今天又有了来自19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27个政党的代表，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圣保罗，2003年10月）上，在戈尔巴乔夫直接参与下成立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作为咨询成员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但这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注释
［1］维·勃兰特《回忆录》(译自德文)，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1年版，第78页。
［2］同上，第79页。
［3］《前进报》1970年12月24日。
［4］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39页。
［5］据卡·索尔萨后来回忆，在华盛顿“里根的人”起初对社会党国际的代表极不友好，“指责我们是西方的叛徒”。直到后来，在时任美国副总统老布什的促进下，态度才变得正常起来（《人民新闻报》1989年3月9日）。
［6］《真理报》1985年5月10日。
［7］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09页。
［8］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莫斯科：新闻出版社1995年版，第484页。
［9］《真理报》1985年10月2日。
［10］“帕尔梅委员会”（裁军和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的报告《共同安全》于1982年发表，参看《所有人的安全》，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82年版。
［11］苏·米勒、海·波特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90》（译自德文），莫斯科：历史思想遗迹出版社2000版，第281页。
［12］维·勃兰特前引书，第414页。
［13］同上，第410页。以勃兰特为主席的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于1980年和1983年先后发表了两份关于北南关系的报告。
［14］同上，第408页。
［15］当时意大利社会党人的报纸《前进报》刊登了我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并给它加了一个醒目的标题《社会党国际的同志们，握住我们的手》。然而文章却配发了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站在柏林墙前面的勃兰特（《前进报》1988年4月10日）。
［16］详见Б.С.奥尔洛夫《社会民主党是俄罗斯学术研究的对象》，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2000年版。
［17］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1988年12月7日），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18］参看《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堆石头的时代》，载于《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9年第8期。
［19］以前曾向第十六次代表大会（阿尔布费拉，1983年）和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利马，1986年）发出这样的信件。
［20］《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德哥尔摩，1986年6月》，伦敦1989年版，第23页。关于共产主义文件中写道：“共产主义失去了它在十月革命之后和在反法西斯斗争时期对一部分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曾经有过的吸引力。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大规模的镇压和践踏人权，再加上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毁了作为民主社会主义选择或作为未来模式的共产主义思想。”同上，第38页。在我国宣言（俄文版，作了一些删节）刊登在《共产党人》杂志1989年第16期上。
［21］该杂志西班牙文版第1期于1990年春在马德里出版，开头的两篇文章是米·戈尔巴乔夫的《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和维·勃兰特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未来》。参看俄文版：《未来的社会主义。政治辩论纪录》，第1册，1990年第1期。这份杂志用俄文总共出了3期。
［22］维·勃兰特前引书，第509页。
［23］同上，第489、505页。
［24］《论现阶段苏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合作》，载于《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11期。
［25］《社会主义大事记》1990年第1期第4—5页。
［26］《真理报》1990年7月13日。
［27］参看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486页。
［28］《真理报》1991年6月25日。
［29］转引自米·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第2卷第488页。
［30］托·迈耶尔《社会民主党的变化。迈向21世纪的党》（译自德文），莫斯科：历史思想遗迹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