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的参加者（70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包括来宾和观察员）的注意力集中在苏联发生的进程上，他们认为当时这些可以确认无疑的进程使人们对欧洲和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新的作用抱有希望。包括维利·勃兰特、菲利浦·冈萨雷斯、奥斯卡·拉封丹、尼尔·金诺克在内的一些人在讲话中用了相当大篇幅来分析“戈尔巴乔夫现象”、苏联的改革进程、改革的前景和对世界与欧洲政治的影响。一位参加讨论的人对我们说：“看，你们的戈尔巴乔夫成了讨论的中心人物。”
冈萨雷斯在开幕词中说了这样一句话：戈尔巴乔夫把苏联操纵了几十年的“自动驾驶仪断开了”，并给苏联政治指出了新的方向。冈萨雷斯呼吁要对苏联的改革给予冷静的、客观的评价，要评价事实，而不要评价意图。他说，应当对戈尔巴乔夫改革遇到的内部困难给予理解；尽管改革有种种局限和矛盾，但社会民主党人关心改革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不会失去任何东西，但可以赢得很多东西。
勃兰特向会见的参加者谈了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感受，会谈使他相信，裁军的历史性机遇已经出现。至于苏联改革的前景，那么在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情况下，谁也不知道改革是否能以胜利告终。但社会民主党人希望苏联改革取得成功。西方，勃兰特补充说，他指的是保守派，不应当产生这样的印象，认为他在评价苏联改革时没有信心、犹豫不决，或者更糟——希望中止这一进程。（这些话赢得了掌声）勃兰特在社会党国际主席团内部会议上作了关于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谈的专门报告。
当勃兰特在马德里宣布社会党国际委员会会议开幕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汉斯·约亨·福格尔（他是在1987年接替勃兰特担任这一职务的）。福格尔说，我们“以党的方式”关心苏联改革的成功，这一政策符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利益，从我们党方面来说希望苏联改革成功有“自己的自私考虑”。“我们能提供什么帮助呢？”——他问道。福格尔通报说，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打算为年轻的苏联经理提供20—30个进修名额，建议苏联能邀请联邦德国有经验的工程师和技工来苏联工作。他对《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这一文件赞不绝口，据说，戈尔巴乔夫在文件签署之前就已看过了。
1988年6月底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召开。在代表会议举行期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勃兰特的助手林登贝格就在莫斯科。我有机会问了他的感受。他在谈到苏联改革时并不隐瞒他对所有问题能同时得到解决的担心，他认为(这次会议)经济决议不太具体，特别是在价格改革方面；引起他不安的还有，在关于苏联政治改革的争论中多党制问题被提到了首位；这会不会使会议日程不堪重负呢？林登贝格个人的意见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不是原则问题，主要在于社会监督权力的独立体系，而这一体系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转入更积极的经济和政治改革阶段后，苏联对社会民主党的管理经验产生了兴趣。1988年6月苏联专家小组（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等）抵达瑞典，目的是学习瑞典社会民主党政府活动的经验。这一专家小组提交了详细的报告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在改进管理、计划和经济机制委员会会议上进行过讨论，委员会同意关于在本国实践中有可能利用瑞典经济和社会发展经验的研究组织计划。1989年9月在莫斯科再次与瑞典人就这个问题举行了会谈；当时决定成立若干个共同工作小组来具体研究一些问题，如改造税收体系、发展合作制、所有制形式、价格形成政策等。苏共中央书记处于同年12月通过了《关于学习社会民主党的实践经验》的决定，批准了近两年的活动计划（这一计划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未能实施）。
在党际接触发展的同时，苏联社会科学对作为政治运动的西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兴趣不断增长——为此出现的既有新的机遇也有新的动机［16］。早在1970年代末就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研究跨部门委员会，委员会领导人为亚历山大·加尔金教授。该委员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促进对社会民主党的研究工作，帮助克服对于社会民主党的过时的、歪曲的看法，发展与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学术理论中心的合作。参加该委员会的有科学院一些研究所的代表，其中包括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该所在鲍里斯·奥尔洛夫的领导下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社会民主党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出版了情报分析材料汇编。
1988年12月由古斯塔夫·海涅曼科学院（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教育中心）在西德弗罗伊登堡市组织的讨论会成为开始向新型关系过渡的证明。参加讨论会的有来自10个西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以及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执政党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会上讨论了上面提到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意识形态争论与共同安全》中提出的问题。会议认为，不应把这份文件看做是两德之间的，文件具有国际意义。社会民主党方面为会前一个星期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的讲话感到欢欣鼓舞，他们援引了他的一段话：“现实生活要求摒弃陈规旧矩和过时的观点，丢弃幻想。”［17］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文件的思想作了评价。“这是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文件”，——扬·韦尔斯姆（荷兰工党）说。附和他的意见的埃普勒（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委员）说：“没有戈尔巴乔夫这一文件根本不可能问世。”
党际讨论中出现了新阶段：起初意识形态问题被排除于讨论之外；然后这些问题被列入讨论之中，但当时首先关注的是差别；现在提到首位的是某些一致的方面，而且这种一致开始不断扩大。一些与会者指出，从这一观点来看德国统一社会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文件已经落后于事情的发展，应当继续前进，消除互相印象中“敌人的形象”。与托马斯·迈耶尔（时任苏联科学院院长和讨论参加者）的谈话历历在目。他说，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合理组织社会（在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方面）的意图与人的自由发展的原则之间的矛盾，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的尝试导致对社会主义理想的歪曲，使其在一些情况下变为国家极权主义，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变为无政府主义；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必须承认：这一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应当追求的不是某种终极和谐状态——无法达到的目标，而是要试图缓和这一矛盾，其中包括把市场与“严格的计划”结合起来。迈耶尔说，如果赞同这一点，那么“我们将拥有共同的社会主义讨论园地”。
尤里·克拉辛（时任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关于在1989年共同纪念作为“共同遗产”的第二国际100周年的建议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许多人的脑海中还清晰地记得苏共在长期宣传中对第二国际的侮辱性评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奥托·雷因戈尔德赞同克拉辛的建议，埃普勒立即表示支持这一想法，并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定会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