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改革与国际社会民主党
亚历山大·维贝尔
米·谢·戈尔巴乔夫以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接见的第一个外国代表团是社会党国际裁军协商委员会。这是在1985年3月22日，该代表团团长是芬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理事会主席和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卡列维·索尔萨，代表团成员有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彭蒂·韦内宁以及来自奥地利、英国（工党）、西班牙、加拿大、芬兰、法国、联邦德国、瑞士、日本等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理事会成员。
社会民主党人在改革开始之前很久就表示对与苏联领导人直接接触有兴趣。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该党主席维利·勃兰特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不顾当时在西方保守派中占上风的对抗主张，把消除欧洲分裂的前景与和平共处和缓和的政策连在一起，顺便说一下，他在这方面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充分理解，勃兰特不接受“过分夸大的威权主义论”，他在那一时期得出结论，说“共产主义制度并非死水一潭”［1］。
当然，对于德国社会主义民主党领导人来说摆在首位的是德国问题。勃兰特的观点与波恩官方方针不同，他认为必须承认民主德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的事实，必须承认沿奥得河—尼斯河划定的边界，在他看来，只有同苏联达成协议，而不是同苏联相对立，德国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2］。东方集团国家事态的发展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有理由相信各国共产主义政权内部将会逐步发生变化，相信缓和政策和东西方之间新的关系的建立将促进这一变化的发生。
上世纪6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把这些认识变为实际政策的机会。1969年9月勃兰特就任联邦德国总理，领导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勃兰特的东方政策（从其获得这一名称时起）不顾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为代表的右翼反对派的反对，很快就宣布承认民主德国和沿奥得河—尼斯河划定的边界，这一点在1970年的莫斯科条约和联邦德国同波兰、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分别签订的条约以及四大国关于西柏林的协定中得到了确认。这样就为上世纪70年代的缓和奠定了基础。
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重申其与共产主义划清原则界限、拒绝与共产党人开展任何统一行动的方针，这一原则立场，除世界观方面的原因以外，这里还有另外的考虑——试图反驳右翼反对派对社会民主党人东方政策的攻击。正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思想家里夏德·勒文塔尔所写的那样，社会民主党人与右派不同，不把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作为主要任务，从而避免了党内右翼“反共产主义”的指责。南斯拉夫、捷克、意大利式的“改良共产主义”的出现可以被视为共产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证明［3］。
不久之后，缓和政策发展的实际需要促使西欧社会主义党改变在与执政的共产党接触问题上的立场。社会党国际早在1956年即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起义被苏联军队镇压之后规定的、并在1969年的伊斯特本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重申的“不得与共产党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的禁令实际上不再起作用。社会党国际不得不承认（1972年），社会党国际各党“可以自行作出关于它们与其他党的双边关系的决定”……
党与党之间的直接联系开始建立起来（这在冷战还在进行的当时极不寻常）。一些社会民主党代表团相继访问苏联，其中有比利时社会党代表团（1972年）、英国工党代表团(1973年)、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芬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团（1974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率领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团（1975年），同年维·勃兰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的身份访问了莫斯科，与此同时苏共代表团开始对西欧各国进行回访。根据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76年）规定，苏联承担了一定的人道主义义务（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这有很大意义），而莫斯科在这个文件上签字成了促进社会民主党人和苏共进一步接触和对话的重要补充因素。
是什么促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这样做呢？首先，是希望检验一下苏联领导人在缓和问题上的诚意，要苏联领导人相信改善东西方关系的美好前景，当然，还希望在本国舆论面前扮演这种政策代言人的角色。同时这里还有其他动机，即试图使与东欧各国包括执政党内的改革力量的接触、联系方便和合法化。
这些动机由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发生而得到加强并有了特殊的意义。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布拉格之春”寄予极大的希望；捷克改革者以及“流亡的”捷克社会民主党人得到了帮助，特别是奥地利社会党人的帮助，但不仅仅如此。“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坚定地认为，试图绕开莫斯科使东欧各国发生所希望的变化的做法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给这些国家的居民带来严重的后果，与苏共直接建立联系为在与东欧各国的某些政治力量之间“架设桥梁”开辟了可能性。
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当时在世界政治中出现的进展要求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方针现代化，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经历了持续的危机，原因之一是各党和各个流派在与共产党人的关系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社会民主党遇到困难和阵地遭到削弱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进程和新自由主义的进攻，这迫使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执政党虚与委蛇地应付其自由主义对手，各种社会民主党“终结方案”广为流传。
社会民主党对此作出的回应是寻找“新的一致”、对时代挑战的新对策。1976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了社会党国际领导层——勃兰特当选为主席，进入领导核心的还有布鲁诺·克赖斯基、奥洛夫·帕尔梅、弗朗索瓦·密特朗等。勃兰特号召在三个方面“重新起跑”：和平政策、北—南关系和人的权利，同时把扩大社会党国际的影响范围，克服“欧洲中心论”的狭窄眼界作为主要任务之一。
苏共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对发展与社会党国际最有影响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联系表现出兴趣，也是出于完全实用主义的考虑。对于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来说，重要的是确保苏联外交倡议得到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同时告诉本国人民，这种支持并非局限于“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他们在呼吁社会民主党人“在争取和平、反对核战争威胁”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始终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根本不可能相互接近。
这种态度也使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感到满意。勃兰特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埃贡·巴尔根据新的现实情况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模式，即:从和平利益的角度来看东欧“共产党政府”是伙伴；从民主利益的角度来看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人（如果它们不是像法国和意大利那样的群众性的、有影响的党）是敌人；从自由、公正和团结利益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各国都是竞争者。当时共产党的立场似乎镜子般反映了这一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