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8 陈独秀：“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人物索引】
陈独秀（1879-1942），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最初六年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早年留学日本，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中国近代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旗手
1917年2月18日，继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后，《新青年》再次发表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其向旧道德、旧文化开战的态度更为明确，陈独秀也开始担当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
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三大主张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认为文学之文以情为主，应该华美而不重实用。他曾有“华美无用之文学”的措辞，钱玄同提出质疑，此“无用”二字是否与一贯之主张有冲突。其实，此“无用”二字表达了陈氏一种很重要的文章观念。所谓“无用”，即无实用之谓也，并非无价值。文章区别于文学，正是在实用与不实用上划清界限。应用之文以理为主，应该朴质而有用，清除“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的恶劣文风。魏晋以后，应用之文骈化倾向日益显著，大有不骈就不能作文的趋势；唐宋古文家企图扭转这种风气，其策略是促进小说的发展，戏剧的新生，以减轻应用文体肩负的美文职能，反而加速了应用文体文学化的步伐，使其变得更加小巧精致，更加失去了应用的品格。所以，无论是骈文还是古文，都未能将应用文体引向健康发展的方向。陈独秀一针见血地指出：“碑铭墓志，极量称物，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表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
最辉煌、最惊心动魄的时期
1917年初，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文科学长，住在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编辑部亦随之由沪迁京，驻地也在箭杆胡同9号，这里成了新文化运动中心。1918年1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又创办了《每周评论》，《每周评论》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陈独秀当之无愧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帅，当年从箭杆胡同9号发出的声声呐喊震撼着整个中国。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41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而陈独秀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独秀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陈独秀的入狱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里阐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通过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当家却做不了主的总书记
从1923年到1927年的5年中，苏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过122次会，做出过738个决议，平均两天半一个。大事如孙中山在世时为实现国共合作，要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小事如蒋介石执掌国民党大权以后，什么时候派什么人去找蒋介石谈话，谈话要注意什么等，都有指示。基本上可以说，共产国际束缚住了中共中央的手脚。
陈独秀是个很有个性的人，苏共中央用这么多决议把他捆住，还派了共产国际代表指导、督促他执行，他受不了，曾发过脾气，但说归说，他是共产党员，有铁的纪律管着，下级要服从上级，没办法，有不同看法，也得服从莫斯科，只好当一个当家做不了主的人。结果出了事，反而叫他来代苏共中央受过，太不公平了。1927年8月1日，毛泽东化装成国民党军官，从长沙去武汉参加“八七会议”。8月4日，共产国际从武汉来了两个苏联人，找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易礼容等人开了一晚上会，中心议题是提出要湖南省委签字打倒陈独秀。陈独秀又没有叛变，没有退缩，易礼容等人想不通，拒绝了这一非分要求，会议不欢而散。苏联人回了武汉，在“八七会议”上就说湖南省委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八七会议”陈独秀下了台。
据杨尚昆《关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问题》一文透露，1927年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除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就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于是，斯大林就在7月28日《真理报》上发表的《时事问题简评》中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但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了一系列的极大的错误。”这就一下子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都推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陈独秀。
陈独秀一句批评，沈尹默终成大家
1909年底，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员时，过着隐居式的生活。在陆军小学，他又遇到了在该校任教的刘季平。有一天，陈独秀在刘家见墙上新挂了幅字，是一首五言古诗，落款“沈尹默”。“沈尹默是什么人？”陈独秀问刘季平。刘季平回答：“沈尹默也在校任教，去过日本。”陈独秀说：“这诗写得很好，字却不怎么样，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刘季平说：“昨日，沈尹默在我这儿喝酒，回家乘酒兴写的。他爱好书法，15岁便为人写扇面，但底气不足。仲甫若有兴趣，哪日我带他去你处坐坐？”陈独秀忙说：“不必，不必，还是我去看看他吧。”
第二天，陈独秀敲开沈尹默家的门。进门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季平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沈尹默听了，觉得真是刺耳。天下还有这样的人，素不相识，见面便把人贬一通。但转而一想，自己的字确实平常，忙招呼客人坐下。
沈尹默说：“前日，刘季平请我和哥哥沈士远喝酒，从中午一直喝到晚上九时，乘酒兴写了那幅字，让你见笑了。”陈独秀赶紧摆了摆手：“我是快人快语，你别介意啊！”
陈独秀超逸不俗、谈笑自若，沈尹默情绪受了感染：“我的字受了南京仇涞之老先生的影响，用长锋羊毫，至今不能提腕，所以写不好。”“我的父亲是练隶书的，从小叫我临摹碑帖，少习馆阁体。”陈独秀见沈尹默很虚心，就乘兴和他谈起了书法。
陈独秀以专家的眼力对沈尹默的尖锐批评，如楞严棒喝，令后者倏然警醒，沈尹默此后发愤异常，“从指实掌虚，掌竖腕平，执笔做起，每日取一刀尺八纸，用大羊毫蘸着淡墨，临写汉碑，一纸一字，等它干透，再和墨使稍浓，一张写四字。再等干后，翻转来随便不拘大小，写满为止。”两三年后，又开始专心临写六朝碑板，兼临晋唐两宋元明名家精品，前后凡十数年挥毫不辍，直至写出的字俗气脱尽，气骨挺立，始学行书。1916年秋，沈尹默受蔡元培委托，主持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