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上勉先生去世了。
我曾见过他一面,已经是大约二十年以前了。那时在地方上编辑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听说水上勉先生率日本作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便专程到北京拜访。不会说日语,也不大知道日本的事情,多亏有中国作协的陈喜儒引见,中国文联的王玉琢陪伴,壮起胆子走进了北京饭店。依稀记得久闻大名的北京饭店不像日后那般富丽堂皇,水上先生下榻的房间不算大,宫本辉先生也过来聊天,就只好坐在床上。
水上先生出生于1919年,跟家父同龄。日本作家中不乏美男子,我尤其欣赏水上先生和五木宽之、椎名诚,而先生更多些绅士和长者的风度。他从各处拿过来五个杯子,包括漱口杯,然后打开一瓶中国烈酒(那年月还没有低度酒),挨着个斟上。我没想到酒竟然就这么喝,连一点抓头(日语叫"撮")都没有。这是我第一次见识日本人喝酒,当然更没想到后来会习惯这种喝法。玉琢、喜儒二兄长年从事中日文化交流,精通日语,我夹在中间也聊得畅快无阻。中国人日译中,时常把一目了然的句子添枝加叶,好像那才显出译笔的高低。我问先生,日本文学为什么那么质素呢?他说:好比白色的碟子,阳光照在上面会映出五光十色,日本的作家往往只拿出白碟子。
宫本辉先生拿着照相机,给我和水上勉先生照了相。这张合影在杂志上登出,突出个人,惹恼了上司,埋下我辞职东渡的前因。玉琢兄跟宫本先生非常熟,叫他"阿辉",更因为大家岁数差不多,到他房间里就轻松了。出于职业好奇,我问他稿费几何,他故作诡秘:这可是犯忌呀,我的稿费比水上先生还高呢。原来日本并不像中国,作家凭老本拿稿费,是谁流行谁赚得多,当时宫本辉正大红大紫。多年后读到他一篇随笔,说他和水上勉先生在避暑胜地轻井泽看见一个家猫走失的招贴,赏金之高让他们垂涎,想投笔找猫。我忍俊不禁,像得知了老朋友近况。
水上勉先生本人最得意的作品是《饥饿海峡》,若不是自己写的,他还要多夸几句哩。我从稿件中读过几篇他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越前竹偶》。来日本以后,经济保证人金子先生是出版社文艺春秋老编辑,要领我见水上勉等作家,可我觉得过去有编辑头衔,而今是自费来日本,不好再招摇,况且我向来讨厌见一面就算是"我的朋友",列入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名单,终于没有去。后来听说有一个"若州一滴文库",是水上先生投私财修建的,特意去参观了一趟。文库在福井县,那里是先生的故土,过去东部叫越前,西部叫若狭,又叫若州。文库旁边还有竹偶馆,制作了许多先生作品中的人物,上演竹偶戏。图书室里写着这位出了大名的前辈给家乡子弟的一段话:"我生长在没有电灯的家庭,渴望书。九岁出村,读书拣到了未知的人生和梦想。能当上作家也多亏了书。现在我把我的藏书向你敞开。书是宝贵的,随便读吧,拣到点什么。"
水上勉先生的父亲是一个穷木匠,为了减少一张嘴吃饭,把九岁的勉送到京都临济宗名刹相国寺当小和尚。他讨厌寺庙生活,曾只身逃离,最终在十八岁还俗。这一段人生使他写出了由推理小说回归纯文学的名作《雁寺》,获得直木奖,后来为一休、良宽等禅僧立传,也隐隐渗透着自身的宗教经历和思想。七十多岁的时候爱上了烧陶,给自己制作"骨壶"(骨灰罐),恐怕不只是终生不衰的奇心使然,到底是佛寺长大的。一滴文库的"一滴"即出自故里禅僧的"曹源一滴水"之语。
先生二十九岁出版处女作《平底锅之歌》,这是一部私小说,卖得也不错,却到底难以养家,妻子也逃之夭夭。此后搁笔近十年,干过三十多种营生。1956年,在倒卖西装的路上偶然读到松本清张的推理小说《点与线》,死灰复燃,创作了《雾与影》。第二部推理小说《大海獠牙》获得侦探作家俱乐部奖;他文学生涯获得十多个奖项,这是第一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无英雄,且楼台近水,我也悍然翻译过日本小说,不下百万字,但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了世界著作权公约,以前的擅自翻译都报废,倒也免了悔其少作,惟有水上勉先生的这部《大海獠牙》由群众出版社购买了版权,重新刊行我的旧译。
终于没有再见过水上勉先生,却时时留意着,是一种追星族心态吧。十年前先生出版了《心肌梗塞前后》,赶紧买来读。他在《后记》中写道:"1989年6月1日作为作家访华团的一员访问北京,4日发生天安门事件那天,正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北京饭店,眼见一部分骚乱,身心有变。6日晚搭乘第一驾救援机飞抵羽田机场,但回到家里两个小时后发生心肌梗塞,濒临死亡。幸而保住一条命,住院出院折腾了差不多两年"。
若狭多竹,水上先生爱竹,还会用竹漉纸,绘水墨画。用日本话来说, 他的一生七转八起,波澜万丈,恰似一竿竹,一节又一节向上拔高。高风亮节,绿竹知其心。
享年八十有五,在日本也要算长寿。呜呼,尚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