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我们的姓氏实际上是源于gotra。在吠陀梵语中，gotra一词的最初含义是“牛栏”。牛当时是一个家族最值钱的资产，所以渐渐地，gotra这个词开始指共同拥有某一牛栏的那个家族。最后，这个词只指家族及其后裔了。众多gotra也以印度古代智者或圣哲命名。在印度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你会发现人们以其所属的村庄名作为姓氏。
所以，群体导向是印度心灵的一部分。我们所说的“因果”，是在更大的集体的层面上，不仅仅是个人的人生轨迹。我们所说的个人，是群体中的个人。
刘澜：所以，尽管你并不赞同“因果资本主义”这样的标签，但是你的确同意，印度人对商业有着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导向。
查特吉：对，这非常明显。
刘澜：C·K·普拉哈拉德在西方教书，是非常有影响的管理思想家，他是印度人。他也说，如果叫“包容式资本主义”会更好一些。你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查特吉：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因为“包容”把群体包含进去了。但我想多加一个维度，即不但是“包容”的，而且是“向上”的。“向上”指的是人的发展进化，从只有心理和生理的感官的人，发展到更高的精神层面——那是我们共享的人类财富。
比如在印度，我们的领导力榜样是像圣雄甘地、塔塔集团的J·R·D·塔塔以及印孚瑟斯公司的纳拉亚纳·穆尔蒂那样的人。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牺牲自己、身外无物。他们遵从同样的范式，即领导者是财富的托管者，他只是一个受托者，靠的是社群中其他人的信任。他受托而管的财富不是个人财产。他从托管这些财富中获得了什么呢？他作为一个人而向上进化发展，而这使社群更加信任他。因此，牺牲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它也意味着得到一些更高层次的东西，而那些低层次的诸如拥有个人财富的兴致等自己都消失了。
对于印度来说，“身外无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不单指牺牲，还指演进到生命和感知的更高的层面上。因此，一个典型的印度领导者一半是圣人，一半是国王。他拥有一个王国，但那不是他个人的财富，而是他受托而管的社群的财富。在印度，我们的主要榜样们多多少少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会给普拉哈拉德所说的概念加上一个方面，把它叫做包含、向上的资本主义。
领导力的内在层面
刘澜：你已经触及了我的下一个问题。我们具体说说领导力。在印度，对领导力的看法与在美国有什么区别？
查特吉：从批评的角度说，在美国，一个领导者的社交层面非常重要。例如，美国总统竞选主要是包装的竞赛。包装得如何很重要，因为大家认为领导者应该具有社交才能。要想赢得选举，精明练达非常重要。
在印度，领导者不仅被认为是一个社交人物。人们会看他的内在层面以及是否追求真理。你看我们的总理，他之所以受人尊敬，首要的是因为他的个人品行。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拥有剑桥和牛津的学位，但是印度人是因为他的简朴而爱戴他。他并不太具有社交才能，不是个鼓动人心的演说家。但是他的正直深植心中，不容置疑。
所以印度总是更多地关注领导力的内在部分。从社会语境看，我们的典范并不让人印象深刻，但是其中的一些人，其个人的诚信、对知行合一的践行、对自身贪欲的内在净化等，都给人留下了极深的
印象。
刘澜：你指的是就领导力而言，印度人更重视品行和价值观？
查特吉：对，远远超过一个人表面上可能想到的。他们重视的那类价值观并不必然是追求物质的价值观。他们关注一些更高层次的价值，更加无形，也因此更加强大而有力。
例如，民主制度已经在印度运行良久。民主的价值观深植于印度精神之中。我认为，在印度对民主的理解与西方十分不同。印度对民主有不同的导向，领导者必须了解这一点。民主意味着我们都有同样的灵性。所以在人类的层面，我们都是一体的，但是在社会和经济的层面并不必然如此。这是印度人对民主的定义的独特之处，领导者必须了解并重视这一点。
有意识的领导力
刘澜：在你的《有意识地领导》一书的序言中，你引用了诗人泰戈尔的话，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他（她）自己的王国的最高领导人。然后你写道：“领导力不是一门科学，或是一种艺术，而是一种有意识的状态，我们在这种状态中发现通往自己王国的道路。”你能详细说说吗？你是如何定义领导力的？
查特吉：我用一句简单的话定义它：我认为领导者的任务是把人们引向他们自己。
刘澜：把人们引向他们自己？
查特吉：引导人们找到他们的自我——找到他们在肉身之中作为精神存在的宏大意义。这是领导者的第一项任务。第二项是领导者们关注人们的苦痛。我们的苦痛并不总是来自经济上的匮乏，我们也为名利等所累，我们也为自己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自身潜力而痛苦。因此，我们遭受各式各样的苦痛。
我认为领导者的真正任务是关注人们不能实现其全部潜能的苦痛。如果领导者不关注人们的苦痛，他的领导者也做不长久。说到底，我主要是在人的情境中考察领导力的。我不是从商业绩效的角度来看待领导力的，因为当组织中的人实现其全部潜能的时候，绩效会随之而来。因此，使人们能够实现他们的终极潜能，驱除他们的苦痛和扫清他们实现潜能的障碍，这才是一个领导者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