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党的五大上疾呼“我们党是有病”
四—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的半个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五大从提议、筹备到召开是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和组织下完成的。其间经过了整整一年。1926年4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召开会议，正在莫斯科的蔡和森参加会议并在会上提出“中共五大应该立即召开”的建议。但是会议没有作出决定。1926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正式做出决定，要筹备召开中共五大，并确定不晚于1927年1月，同时还委托陈独秀起草大会总纲、瞿秋白起草关于资产阶级作用的提纲，托切尔尼亚克起草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提纲。
到1927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正式任命了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是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4月7日又增补鲍罗廷)。他们4人共同组成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1月1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举行中共五大给维经斯基、罗易和多里奥的指示，正式确定了代表大会的日程、遵循的原则和需要讨论的问题。其中，特别明确了两条原则性的指令：一是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二是中共五大的组织决定则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当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为依据。
瞿秋白主持的4月4日汉口中央联席会议，确定了中共五大召开的具体日期（4月25日），以及大会的议程。陈独秀抵达汉口后，中共中央召开预备会议，就第五次代表大会日程、报告和会务机构进行了讨论。但是，在讨论党的工作总结时，会上对三二0事件、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四一二政变等重大事件中党的指导方针问题发生了争论，而且争论相当激烈，没有结果。瞿秋白心情沉重。
也许正是因为陈独秀看到党的五大面临着一大堆的棘手难题，所以他并不想急于召开五大。但是，此时参加五大的各路代表已陆续到达武汉。4月20日，罗易和多里奥在汉口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发电报说：
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我们代表团进行了干预，要求代表大会按原定日期——25日开始。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斗争，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
在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干预下，中共五大虽然比预定的时间推迟了两天，但还是及时召开了。
4月27日，天气晴朗。武昌都府堤原31号的原湖北省立第一小学(众多回忆文献中谈到的武昌高师附小)校长王觉新格外兴奋，因为这一天在他主政的学校礼堂里，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