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由湖北党组织派往中山大学的伍修权回忆说：
“我们由汉口出发，共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然）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濮世铎、高衡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他们是黄励、杜琳和宋伟。”
胡彦彬的爱人宋伟也回忆说：
“1925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进行培养。当时，各省都以国民党的名义选派了一些青年，送到苏联学习。我们湖北省分得10个名额。有我、胡彦彬、伍修权等人。我们湖北10人中没有王明。王明是武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湖北选派的学生中没他，在上海上船时有他。具体他怎样来的不了解。”
虽然伍修权和宋伟在回忆中说的人数略有出入，但都一致肯定没有王明。
的确，王明没有被湖北党组织选中去苏联留学，这对渴望打开一片新天地的王明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争强好胜的王明也绝不会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好机会。于是，这个小个子青年独身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湖北省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许鸿），希望许凌青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不巧的很，江西分配的名额也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送学生去俄国的上海，并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以及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不辞奔波，便来找姜长林替王明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分配的名额不能突破，并向中共江浙区委做了通报，中共江浙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王明去苏留学。
王明从5岁启蒙，经过私塾、小学、中专、大学的学习，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仍然深深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王明没有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长期的学习生涯使他视读书为最高贵，以读书为最荣耀。虽然王明还只是刚刚正式跨入大学校门，但在中国的读书道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能够漂洋过海，去异国就读，而且是到飘扬着红旗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这对王明的吸引力太大了。
可是，没有名额，不被批准，怎么办呢？
王明并没有气馁，“软磨硬泡皆为功”，吵闹不行就哭泣，强求不准就恳求。王明三番五次地来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姜长林反复陈述自己的愿望，恳求批准他去苏留学。
1986年5月19日，姜长林在病榻上向笔者生动地回忆了这段往事：
“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 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让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①
至于王明是否威胁要报告巡捕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证明材料，但王明费尽周折终被批准的欣喜之情则是一定的。
1925年10月，踌躇满志的王明在赴苏前夕，赋诗一首，赠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