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的童年虽然枯燥乏味，但私塾中单调而系统的教育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继续向学，并以期在仕途上一展身手的种子，他的思想里已模模糊糊地留下学问重于一切的印象。他开始知道，中国社会实际上分为士农工商四大阶级。虽然每一个阶级在整个社会里都有特定的任务和地位，但是士大夫却是整个社会的统治阶级，因此也是整个社会中最尊贵的阶级。做官可以光宗耀祖，几百年来，中国的年轻人无不向往之，并甘心情愿地在这条道路上耗尽自己的青春与心血。经过几年私塾教育，蒋梦麟自然也愿走上这样一条充满艰难险阻但最终总还算光明灿烂的路。
而且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一个最大不同是中国的士大夫阶级除极个别例外，基本上都不是世袭的，而是由于本身刻苦努力而获得的。大致从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不同于贵族者，即他不再是为他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是。而况作官的机会，在科举体制下原是开放给人人的，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以作官。这样，统治被统治者常有时而易位。“秀才是宰相的根苗”，只要继续在科举道路上奋斗，总会有收获，有回报，如果去学习经商，那么将来不就与仕途功名彻底绝缘了吗？
公平严格的科举体制有其坏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东西，在这个体制下，一个人只要努力奋斗，终能有所收获，“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不论你来自哪个阶级，只要坚持在科举道路上前行，便自然会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所以当蒋梦麟经过私塾几年教育后，他的父亲怀清公让他选择是跟随他走经商的道路，还是走仕途的道路时，蒋梦麟毫不犹豫选择了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继续努力向学。
当然，蒋梦麟此时对学问的意义并不了解，他只是觉得那是向上层社会爬的阶梯。在蒋村，农工商三类人都不稀罕。种田的不必说了，商人也不少。好多人在上海做生意，从上海带回很多好玩的东西。至于工匠，蒋家的一位族长就是木匠，他的几个儿子继承了这个职业。蒋梦麟的一个远房叔叔是银匠，专门打造乡村妇女装饰的指环、手镯等。至于读书的人，那就不同了。凡是族人之中有功名的，家庙中都有一面金碧辉煌的匾额，举人以上的家庙更不得了，家庙前有高高的旗杆，悬挂着他们的旗帜。蒋梦麟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县太爷到邻村办命案，他乘坐的一顶绿泥暖轿，红缨帽上缀着一颗金顶，胸前挂着一串朝珠。四名轿夫每人戴着一顶尖锥的黑帽，帽顶插着一根鹅毛。暖桥前面有一对铜锣开道，县太爷所经之处，老百姓就得肃静回避。县太爷就是本县父母官，全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都得听他发落。他的权势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就是读书。
读书是中国传统社会改变自我的唯一途径，几年的家塾教育使蒋梦麟清楚了解这一点。少年蒋梦麟总是梦想着读书做官，幻想自己一天比一天神气，功名步步高升，中了秀才中举人，中了举人成进士，中了进士点翰林，终于有一天当了很大的官，比那个县官要大得好多好多，身穿蟒袍，腰悬玉带，红缨帽上缀着大红顶子，胸前挂着长长的朝珠，显赫无比地回到故乡，使蒋村的人看得目瞪口呆。这些憧憬在蒋梦麟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了种子，在蒋梦麟的眼前不止一次地一幕幕展开，这是蒋梦麟毫不犹豫回答他父亲问话的深层背景。
对于蒋梦麟的回答，怀清公当然相当高兴，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不论他的财富有多少，如果没有功名、没有正当出身，都很难真正让人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