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爸爸会微笑着对小寿星说：“你今天长尾巴了！”家乡的习俗，孩子长一岁就叫“长尾巴”。
妈妈从不会忘记给全家每一个人过生日，唯独记不起她自已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车下班路过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想买一束鲜花为她庆贺，一摸衣袋内分文皆无，只有妈妈为他准备的手绢、香烟盒与火柴。爸爸从来就身无分文，连人民币都认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说起了这件事，我们一听都乐了。但我想，妈妈一定收到了这束美丽芬芳的鲜花。那天晚上，家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爸爸出差时，买的一条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四川蜀锦丝织被面，墨绿的底色衬托着银色的团花，高雅大方。
妈妈珍藏着几封爸爸写给她的信。
爸爸在一封信中说：
“寄来的毛裤收到了。北京这两天已经冷了，上海如何？”
“会议开始几天比较紧张，又要开会，又要准备发言稿，这几天已好多了。有可能我就抓紧休息。所以来北京后虽然经常有晚会，我只去过两次，也没有去街上跑。我身体很好。”
“六六来信收到了，我很高兴。要她不要同妹妹弟弟打架，等会议完了之后，我去看看有什么好东西买些带回来。祝你好！”
康平路的家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
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
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 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朴素无华、占地不大的三层办公楼在北院。走进办公楼是处小巧的前厅，地面铺着墨绿与紫红色双色相间的方形草垫。楼上的过道也铺着同样的草垫，走上去的感觉虽然远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样可以消除脚步声，保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机关的宁静与庄重。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办公桌上立着一盏式样平常的台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文件、老花镜、茶杯和烟灰缸。爸爸习惯整洁、有条有理。
走进家门，有屋三间，面积基本相同，约十多平米。当中一间是餐厅，有一张圆餐桌、靠墙有一台苏联外宾送的黑白电视机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钢琴。爸爸和妈妈带着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围桌而坐不显拥挤。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卫士、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中央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们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