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课堂上，傅斯年是学生的“良师”，在课下，他也是学生的“益友”。他虽然工作异常繁忙，但仍喜欢抽时间与学生谈天，诱掖引导他们多读书、求真知。曾在中山大学就学的温梓川回忆对傅斯年的印象说：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内，埋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1］
［1］ 温梓川：《傅斯年》，《傅孟真传记资料》（三）,（台）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当温梓川提出要买一本《民间文艺丛话》的时候，傅斯年便耐心地询问他是哪个班级的学生，是否喜欢研究民间文学，对于本校编印的这类书有何意见。温说这书封面装帧缺乏美感，傅斯年提醒他说，如果书的内容吸引了你，那就不必过分注重书的封面，其实做人也是一样，“要朴实无华才好”，即便家庭生活富裕，也不可有纨绔习气。同时告诉他，如果喜欢看历史资料的话，有空就可以来这里看。
傅斯年喜欢和青年学生接触，尤其关心爱护那些聪明好学、成绩优秀的学生。他在中山大学亲自教诲指导过的学生，后来成为名家的不少，陈槃就是其中的一个。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陈槃正就读于中文系本科二年级，他除了按课程表的安排听傅斯年的课之外，平日与之并无接触。1928年上学期，傅斯年讲授《中国文学史》课，要求学生作一篇关于《离骚》的作业，他发现陈槃的文章写得有新意，便欣然写下一大段评语，并亲自把陈槃找来面谈，予以鼓励。就在当天下午，陈槃被一名居心不良的同乡诬陷而遭逮捕。傅斯年听说后，一面拿出一百块大洋打点“狱卒”，使陈槃免受皮肉之苦，一面设法营救。他亲自找有关当局交涉，很快将陈槃保释出狱。若非傅斯年全力救助，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每当谈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陈槃总是感恩涕零，对于傅斯年的再造之恩没齿不忘。［1］
对于学习成绩好但家境贫寒的学生，傅斯年尽量想法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完成学业。他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以后，得知陈槃经济困难，便让他承担史语所的一些研究任务，每月给他25元补助。后来受聘到史语所整理《明实录》的李晋华，当初也是因为得到了傅斯年提供的这种补助才最终完成学业的。
傅斯年热爱教育，重视教育，尤其重视培养选拔有才华的学生，视此为振兴中华学术的根本保证。但是他的理想不只是做一个大学教员，也不只是做一般的教学行政工作，他要将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方法付诸实践，组织起一批优秀的学者进行“集众”的研究，成就中华学术的大事业。
1927年8月，傅斯年刚来到中山大学半年多时间，便开始实施他的“集众”研究的计划，创办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出任研究所筹备主任。不久，语言历史研究所正式成立。10月16日，傅斯年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商议出版学术刊物事宜。会议决定由杨振声、顾颉刚、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人编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顾颉刚、杨振声、杜定友等人编辑《图书馆周刊》，钟敬文、董作宾等人编辑《歌谣周刊》（出版时改名为《民间文艺》）。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11月1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讲得很清楚：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2］这篇《发刊词》未署作者姓名，董作宾断定“必是孟真先生的手笔”。而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则认为是顾所作。从《发刊词》的学术观点、基本主张来看，与傅斯年当时的思想最相吻合，与傅斯年后来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如出一辙，故我们认为它应出自傅斯年之手，如果是他人起草的话，那么基本思想也肯定是傅提出来的。
［1］ 参见陈槃《怀故恩师傅孟真先生有述之二》，《传记文学》（台湾）第十一卷四期。
［2］ 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大陆杂志》（台湾）二卷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