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的贵族们并没有从学术和文学角度深刻理解儒学和汉文学。汇集了当时最高水平的汉文学者的诗集《怀风藻》（公元751年），其作者们的水平也只是熟知汉字并擅长仿作汉诗而已。
佛教受到圣德太子及其以后历代朝廷的越来越大的保护。以国币接连地兴建起大寺院并拨予大片土地和几百人的奴婢。朝廷的提倡佛教的政策在圣武天皇时达到顶点。圣武天皇在公元741年（天平十六年）命令各国都要修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寺）和法华灭罪寺（国分庵），紧接着又在京城建起东大寺，并铸造作为主佛像的达五丈三尺的金铜（合金）的卢舍那佛译者注：卢舍那佛，佛教天台宗认为卢舍那佛仅次于释迦牟尼，梵文为Vairocana,汉文常译作“遍照”或“遍一切处”。公元743年动工，公元752年完工。为此，圣武天皇倾尽国币，并强使人民出钱服役。东大寺及其大佛，不仅在美术价值方面，就是在显示古代日本人能营造这样大的建筑和金属铸造技术方面，也是有很大历史意义的。在这个时期前后是古代日本佛教文化的最盛期，文化史上称之为天平时代。
受到朝廷如此保护的佛教，是专以“镇护国家”即祈求天皇制的安泰为使命，并完全离开了个人遵守戒律纳归正道、开悟佛法灵魂得救等佛教的根本精神。另外，这种佛教与群众的信仰
无关，与以前一样，僧侣是不许到群众间讲说佛教，而群众也不许到寺院拜佛。
飞鸟和奈良的大寺院的宏伟建筑以及安置在其中的多种多样的佛雕，墙壁上和天棚上的佛画以及使用的各种工艺品，这每一件都是优秀的艺术品。这些作品的无名作者巧妙地消化中国技术的能力是令人瞠目的。但这一切是把因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式样一个个几乎是原样照搬过来的，未免太有些异国情调了。实在令人难以想象这佛教艺术的境界和《万叶集》的境界会是同一个时代的同一个社会里的产物。因此，与其说这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倒不如说是中国佛教艺术的一个支流。
另外，当时的奈良虽有被后世称为“南都六宗”的六个“宗派”，但这并非是根据信仰而分的宗派教团，而是佛教哲学的学派。学僧们把在中国兴起的学说统统输进来，在僧院的书斋，俨然以与中国僧侣一样的气氛进行研究。据说当时输入的手抄佛经量竟可以与唐代中国相媲美。
就这样，越是中国风格，就越受到古代贵族们的喜爱。反过来说，他们所喜爱的就是中国式文化，而这又正是古代日本的贵族文化。在他们的头脑中瞬时也没有离开过“大唐国”。他们醉心于此，只要是唐物不论什么都要尽快输入，同时，也想由此来显示日本也是不次于唐朝的文明国家。佛教艺术与哲学的输入也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
尽管佛教艺术品高超，但佛教信仰却只是个低级的镇护国家的咒语，造型美术的式样和教义的经典能够输入，但却无法输入真正的信仰内容。正因为如此，就势必要把一切说成是传统的“日本式”文化。这种所谓“日本式”的，在律令体制下，犹如把天皇神化，把不经考试录用官吏等方面与唐朝法令不同之处都解释为“日本式”是一样的。将这誉为发扬“日本精神”或“国体本义”，这件事并不足以显示日本社会的进步，实际上却是暴露日本社会的停滞，勿宁说醉心于唐的先进文明，敢于拼命航海，并以积极进取的气概去学习它，这才应该是奈良朝贵族值得夸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