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了台，大家哗哗哗地鼓了一阵子掌，就一点声气也没有了。坐着的近一半都是各县和地区的领导，过去咱哪儿见过这么正经的场合？我一下子又紧张得要命，头上都开始冒汗了！这时，我看见李书记真的出了门。他一出去，我的心真就感觉宽展了一些。冷了好一会儿场，再不讲不行了，我也就豁出来了，反正在座的都是生人，讲成啥算啥！就讲开了，讲着讲着，自己也就忘了紧张了……
我说：“过去男女不平等，我过门三年了，婆婆才给了我八尺布做了件衣裳。平日吃饭也不一样，男人吃好的吃干的，妇女吃赖的吃稀的。婆婆就常说，咱全家是指靠你（公）爹过哩，好的让他多吃，咱就吃赖点。西沟成立了合作社，我被选成了副社长，要发动妇女参加劳动，那可是费了劲儿了。工作中不会没困难，特别是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有很多的困难。有了困难，我就去找党支部、社委会，总能克服困难。”
我从开春锄苗说起，说到发动李二妞参加劳动，说到雪花蹬耙争取同工同酬，说到和男人开展劳动竞赛，争取到了和男人记一样的工分。因为都是干下的实事，我站在台上嘴上不停地说了一个多小时。
我说：“一年下来，全社二十四个妇女，做了八百七十四个劳动日，占合作社总劳动日的35％。妇女的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四个妇女成了下地上场的全把势，十二个学会了犁地，其余的都学会了使用大锄。现在男社员也关心妇女了，社里的女干部也多了。男社员也说，妇女参加劳动要注意身体，不能累坏了。财旺，还得人旺。妇女累坏了，谁给咱生孩子？社里还每月给妇女发两条月经带，并规定妇女来了月经，可以五天不下地。
“妇女参加了劳动，在家里的地位就变了。李二妞参加劳动，秦克林对她好了，给二妞做了件新衣裳。张雪花以前在家常受气，自从劳动后，他男人见人就说，过去雪花是个吃闲饭的，现在成了家里的宝贝了。我婆婆也常说，从前是指望老汉活哩，现在离了纪兰可不行。今年婆婆给我做了两身新衣服，还新缝了一条花褥子。
“劳动就是光荣，妇女只有参加劳动，才会在家庭和社会中有地位，才能让人瞧得起，自己也才能显出来。我男人在抗美援朝流血流汗，我在家领导妇女搞好生产，做好家务，这是应该的。只有妇女解放和全体出力，大家都解放了，我自己就真解放了！”
说到最后，大家都很静地看着我，我最后说：“我也不会说个甚，怎干来就怎说。说不好，叫大家笑话了。没个甚了，说完了。”
我刚说完，会场上的汉们全部鼓起掌来。
会后，地委书记赵军同志握着我的手，高兴地说：“纪兰同志，你个二十出头的女娃子，干了一件大事呀！”
我说：“赵书记，我没干甚事，是妇女都有这样的要求……”
赵军书记说：“恐怕是全国妇女都有这样的要求。”
他又对李琳书记说：“你们平顺又竖起了一杆旗！”
接下来几天的会议，大家在会上都开始讨论男女同工同酬。
1953年（上），
参加全国妇女大会，我见到了毛主席
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记者蓝邨写了一篇文章《“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李顺达农林畜牧生产合作社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专门把我在西沟带领妇女们同男人们争取同工同酬的事写下来，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各地都给我来信，也有很多人来到西沟学习，问我这问我那，我觉着自己就干了一件很平常的事，没想会引起这么大的动静。后来，听说这个“男女同工同酬”还被写进了新中国的《劳动法》。
两个月后，李顺达高兴地找到我，手里拿着一张“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通知，通知我去北京参加会议。
他说：“纪兰同志，你也要去北京了，这可是咱西沟妇女的光荣呀！”
我说：“甚？去北京？”
北京是我向往的地方，那里住着毛主席，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还能去北京。
要走呀，李顺达专门为我安排了一头骡子，我骑到长治，又从长治坐了个木炭车到太谷，再倒一辆大车到了更大的城里太原。到太原天黑了，在旅馆住下的当晚，我第一次见到了电灯，是服务员替我打开的，我不知道该怎关，也不敢去摆弄，就任它亮了一整夜。
第二天，坐火车去北京，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上山西的代表中有二十个妇女，有郭兰英，还有刘胡兰的母亲胡文秀，我是唯一的农民。大家坐到一起，我的夹袄、夹裤、系着的绑腿，惹得她们不停地看，代表团的领导叫黎颖，她觉得我穿这身衣服上北京有些不合适，就拿了自己的一身最宽最大的外套让我换上。可还是显小，不大合身，但总比原来好看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