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西沟妇女生孩子都采用蹲式或坐式分娩，而且大多是自生自接。孩子生下来，精疲力竭的产妇还要自己拿家用的剪刀把孩子的脐带剪断。就算是请了接生婆的，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谈不上任何的卫生消毒措施。产妇感染者十有八九，大出血、得产后风者一半还多。按老讲究，妇女生产后，还必须至少喝十天的稀粥，说是要把“冲”上头的血“涮”干净。因此，妇女一般在生过一个孩子后，就病痛缠身了。而新生儿得破伤风者更是普遍，至少三分之一都因无法得到及时救治而夭折了。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我向上级组织反映了这个事，县里很快就办了一个新法接生培训班，我就去学习了。
培训班举办了一个星期，学习了一些简单实用的接生常识，还看了一次医院为一名产妇接生的过程，学到了新生儿脐带的消毒包扎、产时卫生和产后营养。临走时，医院还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小接生箱，里面剪刀、镊子、纱布、药棉、酒精瓶、红汞，甚都有，好多东西见都没见过的。
有了这个接生箱，十里八村的产妇都要我去接生，有时为接生一个孩子一晚上要走十几里山路，有时一天还得跑两个地方。要赶上出工，我就背着接生箱去，后来实在忙不过来，我就让妇救会的妇女，上各村登记产妇情况，这样排出日子，有计划地去接生，倒省了不少忙乱。
也有人说三道四，因为我自己没生养过孩子，我婆婆怕我叫“血”给冲了，劝我别去。我就说，妇救会就是救助妇女，我是共青团员，这是党安排的工作，妇女生孩子太难，有很多不对路的方法，我必须得去。
我每次去接生，都要叫一些妇女在旁边看，让她们学习。孩子生出来后，我按医院医生的做法提着孩子的脚，在屁股上拍上两巴掌，让他哭出了声，然后用小接生箱里的剪刀把孩子的脐带小心地剪断，再拿镊子夹着药棉分别蘸了酒精和红汞给消毒，拿纱布包扎好。包裹好孩子后，我请帮忙的妇女，也有老接生婆，一起对产妇进行了清洗。一切都收拾停当了，我按新法对产妇月子里的卫生、营养要求，向产妇家人进行了仔细的交代：不能沾凉水，不能受风，不能吃生冷食物，一天至少吃三顿饭，一稀两稠。
妇女生孩子在农村是天大的事，弄不好就落下一辈子的病，还有活不了的。我干上这工作，大家都欢迎，这也算妇救会和我这个共青团员发挥的作用。
1951年（下），
担任西沟初级农业合作社副社长
1951年春，李顺达推荐我当上了西沟妇救会主席，我把妇救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发动妇女劳动上。旧社会妇女不能出门，不能开会，不能劳动，现在是社会主义了，妇女要想解放自己，就得在劳动上有地位，才能让人瞧得起。但发动妇女劳动太难了，需要一家一家去做工作，男人们也不支持。我心里再急，可是工作还是开展得很慢。
平顺有句老话：“好男走到县，好女走到院。”在这地方生活几辈子的人，任你咋说，他都不答应，观念转不过，我只能一个人一个人去说，但得到的全是冷水话。
男人们说：“下地受苦是汉们的事，媳妇就是做做饭缝个衣，生个孩子喂个猪。”
妇女也说：“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妇女能种地，汉们干个甚？”
有的男人说得更难听：“女人在炕头是个人，去了地里叫个甚？”
妇救会的工作展不开，我第一次感到工作这么难做。
这年年尾，西沟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自称为“穷棒子”合作社，第一次把西沟和沙底栈两个自然村联合起来，社员共二十六户，全是贫下中农。李顺达当上了社长，还有两个副社长，一个是沟里的马玉兴，另一个是沟外的方聚生。他们三人还想在沙底栈找一个副社长，以方便工作，最后找到了我。
李顺达自己来找我谈话，动员我去当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我不知道为甚突然是我，妇救会的工作我都没干好，合作社副社长，那更是男人的活，我在里面根本工作不动。我低下头不应李顺达的话，李顺达有些着急，他说：“你在妇救会干的甚事，我都知道，我们农业生产合作社就需要你这样的女干部，发动妇女参加到合作社的工作中来。现在是新社会了，你做得对，难处在哪儿都少不了，动员妇女是长期的工作，你不要被困难吓倒了。”
我说：“我妇救会的工作做到后面了。”
李顺达说：“组织选也是选积极的哩，要落后还选你哩？你是一名共青团员，又是西沟妇救会主席，还是军属，能吃苦，爱劳动，人积极，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了。”
我最后答应了李顺达当合作社副社长。我倒不是害怕活多活重，我是怕自己做不来，李顺达是全国最有名的劳模，他带领的合作社也应该是最先进的，我在里面当一群汉们的头，做不好就搅动了，心里不踏实。
1952年（上），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