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美的起源的时候，就一直想要找一个共通的东西。比如说，我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觉得宋朝的山水画真是美极了，那幅范宽的《溪山行旅图》真是非常非常漂亮，可是我不能够确定这幅对我如此重要的、如此感动的绘画，如果被拿到—— 譬如说，刚果—— 非洲的刚果去，当地人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或者说，我最喜欢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给我那么大的震撼的力量，我也不太能够确定这样的东西被拿到爱斯基摩的族群中，是不是立刻就会感动那里的人。所以，如果没有经过教育或者推广的过程，不同的人见到同一幅画或听到同一首乐曲是不是立刻就会发生感动，我不太能够确定。
你会发现在艺术里，某些族群特殊的对声音的感受、对色彩的感受、对形状的感受，会形成他们一些特殊的嗜好。比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爱吃臭豆腐。法国人每次都问我，你怎么那么爱吃臭豆腐，那么臭。我就会问你怎么那么爱吃那个臭乳酪。所以你就会发现对口味的嗜好是因为他的族群特性，和其他族群是不一样的。这好像可以推断出美的感受是不同的。但这个部分我暂时不讨论，我希望能够让我自己找到一个东西，它是共通的，是大家都很一致的，这个时候才能够为美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定位。后来我很高兴，我找到了—— 这就是花。我发现花在所有的族群里面都是象征物。
不管在台湾、在巴厘岛、在巴黎、在纽约、在东京，还是在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或是一个最原始的非洲部落，花都是非常非常美的象征。我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感到很大的快乐，因为我发现它是一致的，非常一致。那意思是说，我们很少看到一个族群会把花当成是丑的象征，去践踏它、嫌弃它。
我跟很多朋友说过，在印尼的巴厘岛，因为天气很炎热，所以生长了很多很美的花。其中有一种是在台湾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在台南、高雄，就是鸡蛋花。我也常常提醒朋友，在我阅读过的两百八十八年前康熙年间到台湾来的一个叫郁永河的旅行家写的一本日记里，他一到台湾看的就是这种花。他那时当然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他是浙江人，来台湾以后写了一本叫《裨海纪游》的日记，里面他就把这种花称为“番花”。当时大概在台湾就用“番”这个字，所以就称为“番花”。他特别形容这种花是五个花瓣，白色，花蕊的部分有一点点黄色，还有香味。冬天的时候叶子会掉光，秃秃的像手指一样；春夏的时候，就会长出叶子来，像枇杷似的长长尖尖的叶子。
我当初就去为《汉声》杂志做郁永河的调查，走他登陆的地方，走台南。我们去看安平古堡时，发现四周全是这种花，我们现在俗称为“鸡蛋花”，其实是台湾南部原生种最多的花。在巴厘岛上的也是这种花，叫Japun。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提到日普恩，就是讲这种花。这种花掉得一地都是，巴厘岛人就把它捡起来夹在耳朵边，男的女的，满头都是这种花。之所以会有这个行为—— 注意一下，这是一个行为，人类的行为—— 当然是因为这朵花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被珍惜的，所以就把这个花夹在耳朵边。我们不会说拿一块石头夹在耳朵上，他们却会把这朵花捡起来。这里面一定有惋惜，有爱，有体会到的美。然后夹在耳朵上，他们希望留住这种美。注意，人类的行为比语言和文字更直接。它就是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是捡起一个东西来，那你一定是想要保有它。而你把它夹在耳朵这个部位，本身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被这朵花感动了，所以你希望这朵花变成你的一部分，你才会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到巴厘岛最快乐的一件事，是看满街人头上都是花。那花还在继续掉，一地都是。所以走过去，你都会很小心，很怕践踏到花，很不忍。
其实这个经验我年轻时候在台湾也有过。那个时候去石头山，竹南的石头山。当时的石头山没有开路，仅仅有很多台阶让人走上去。那时我自己很喜欢住在庙里面，大概寒假暑假都住在那边。一条路，你走过去的时候，你发现全部变成白色，吓了一大跳，像下了雪一样，全是白色的。后来发现这全是上面的一种树掉下来的小花，铺满了山麓。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种花—— 油桐。如果四月初的时候，你有空，你不妨经过一下，比如在苗栗附近，开得最盛大。你在高速公路看到整座山全部变白，而这种油桐花也是掉得一地都是。我记得很清楚，当年我们一起去的同学，大家都呆住了，不敢踩过去，因为那花很漂亮。大家就开始用衣服去兜住那个花。你会忽然想到《红楼梦》里面讲的“黛玉葬花”，用衣服去兜花，因为觉得不忍。
我们注意下这个“不忍”。其实很简单：一个东西是美的，是完美的，而你不忍践踏它，不忍它是肮脏的、难看的、衰亡的。我一直觉得这好像很模糊，可事实上，它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这个部分没有了，我想生命其他东西也都不必谈了。它其实是一个最本质的东西。比如爱花、惜花的那件事情。所以这个画面我就永远忘不掉。到巴厘岛看到一岛屿的人，都这样捡花，你就会觉得很快乐。
